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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85年中国房地产协会筹备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古建专业委员会。

1983年《古建园林技术》创刊，自1984年起按季出版，至今已连续出版一百多期。一开始时作为内部刊物发表，1985年起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期刊注重与学术团体、高校及文物管理等单位合作，如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北京市东城区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东城区土木建筑学会、承德市文物园林局等皆曾为杂志主办单位之一。同时，从1986年起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师王其明担任杂志的副主编，1990年第二期起该校成为杂志的主办单位之一。并有多家古建设计单位参与期刊的创办，且单位数量日渐增多。这些力量共同提高了期刊的科研水平。作为唯一以宣传古建筑技术为主旨的期刊，每一期设有“古建筑传统技术”专栏。从各作文章的数量分布上看，彩画作、木作、瓦作的数量分列第一、第二、第三位，蒋广全、边精一、王仲杰及杜恒昌等为发表彩画作文章的主力军。马炳坚、程万里、姜振鹏及孙永林等在其中发表数十篇关于木作技术的文章。石作、油作文章的数量排在第四、第五位，刘大可的《明、清官式建筑石作技术》及张家骧的《古建油漆作技术》皆已发表一系列文章。同时各个作的研究整理已扩展开来，如搭材作有张家骧的《古建外檐油活架子》《内檐油漆彩画工程的掏空架子》《双排齐檐架子》《几种古建瓦屋面专用脚手架》《单、双排座车戗架子》。铜作、铁作有蒋博光的《古建的铜饰件和铁件等材料》；裱作有蒋博光的《明清古建筑裱糊工艺及材料》《古建筑常用的几种裱糊材料》。且文章作者一开始以房二古建科设计室为名，后渐以个人署名，表现出由集体到个人为主体进行研究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1984～1992年为发表的高峰，表现出《古建园林技术》期刊发行后，古建技术的文章作者终于找到发表交流园地的欣喜，文章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势头。之后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都徘徊在10篇以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出期刊文章的类型转向，如古建筑保护等方向渐为大家所关注。总体来说各作做法的研究成果表现得并不均衡，仍以大木作、彩画作居多，且缺乏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存在匠派单一的问题，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研究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展开。

1983年，刘大可同志从北京市西城房管局调入房屋修建二公司古建筑技术研究室，专司瓦作技术的研究整理工作。

1983年1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公司孙永林编写了《古建讲义》第一、二、三册。

1983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委备案及教育部批准，7.2.1工人大学更名为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职工大学，成立一所正规成人高等院校。1984年9月3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将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职工大学更名为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职工大学并报市委编办，市成教局备案。为培养更高层次的古建人才，1985年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在局属职工大学（地点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在全国首次开办《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向全国招收学员，学生毕业后为大专学历。同一时间，一直承担着北京及全国古建筑修建工程的市房修二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门研究整理古建筑传统技术的古建筑技术研究室。研究室受市房管局委托，承担起为局职工大学古建筑工程专业编写专业课教材的任务，这些教材为此后一批古建筑专业技术书籍的出版打下了基础。1991年经市房地产管理局、市成教局批准，并报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北京市房地产职工大学。1992年北京市成人高校评估中被评为A类学校。评估组认为这所学校特点突出，成绩明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校共有7项科研成果，18篇论文在全国和市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有的论文参加了全国性学术交流。同时还承担了“承德古建一条街”“布达拉宫”修缮等7项工程设计。1999年北京市教委高等职业教育工作检查中《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被评为优秀专业。2009年10月学校划归北京市交通委，与北京市交通学校，北京市路政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学校由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3年8月《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通过北京市教委审批。2015年《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首次招生。

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职工大学创办以后，这个专业又连续办了三届，培养出百余名古建筑较高层次人才，这些人才当前都活跃在文物保护、古建筑设计维修领域，是行业的骨干力量。在房管局职工大学的影响下，依靠着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的老师和教材，近些年又相继涌现出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廊坊师范古建筑工程专业、河南南阳理工学院建筑遗产保护专业等多所从事古建筑专业人才培养的院校，为我国古建筑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

1984年，北京市园林修建公司为突出古建施工，更名“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至1987年，已完成颐和园长廊、东宫门牌楼、德和园大戏台、北海公园小西天、天王殿、端门、潭柘寺、戒台寺等多处古建筑修缮工程。这期间，公司中增设设计室，质量监督站、质量检查站等机构。

1984年，为培养古建筑工程技术人才，北京市房管局决定在房管局职工大学创办“古建筑工程专业”，刘全义编写了《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教学计划。北京市房管局要求房修二公司组织力量编写古建专业课教材。这项工作，落在了古建筑技术研究室身上。当时，程万里从总论和建筑学的角度，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马炳坚从古建筑木结构（包括大木、斗拱和木装修）工程技术的角度，写了《古建筑木结构营造修缮技术》；刘大可从瓦石工程角度，写了《古建筑瓦石工程》；边精一根据多年的技术积累，编写了《古建油漆讲义》、蒋广全编写了《彩画讲义》。这些教材，是当时全国仅有的较为系统的有关古建筑技术方面的资料，十分引人注目。它一方面在北京房管局职工大学讲授，一方面在业内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1984年8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编制了《古建木作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试行）》。

1984年10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研究设计室编制了《古建木作讲义》《古建瓦作讲义》。

1984年10月北京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古建研究设计室编制了《古建木作讲义插图》。

1985年马炳坚在《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评析一文中表示，《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作者井庆升，由陈明达先生主编并作序）。在“前言”中，陈明达先生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古代建筑大木操作程序和规格”以及其后整理成书的《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首次将其系统整理并公开刊行，其中包含许多关键做法，尤其是对翼角做法的首次揭露。该书的重要性在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研究中是不言而喻的。陈明达为该书写下前言，并评价说“长期以来古代建筑的研究，‘做法’始终是一个空白点。”而这部书是“比较全面的‘做法’，”因而“这个空白，终于得到了填补”。可以供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参考应用，也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一种基础资料。我国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整理工作，总的说来是做得很不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这样的正式出版物仅有两三份。一份是由文化部文物保护研究所杜仙洲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另一本就是这一本《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1985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古建园林技术》杂志自从1983年底创办以来，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方面的专题文章，但尚未发表全面系统的专著）。除去上述两本正式出版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内部编印的做法讲义，在各有关单位内部流行。这些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中有关大木作方面的内容，大部分是沿用50年代末由路鉴堂老先生口述，经文整技术研究小组整理，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古建筑通讯》上的《古代建筑大木作操作程序和规格》中的内容，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大发展。路老先生留下的这部分资料，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十分宝贵的。

1980年以后，随着建设项目投资多元化和引进外资，市建委加强了工程造价管理工作。从1982年开始，着手修订1977年定额，经过近两年半的工作，于1984年10月编制完成新的1984年预算定额，全套定额共计25册。这是我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体系完整，工程项目较为齐全的一套预算定额。自1985年1月1日起在全市颁发执行。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市政府为加强全市建设工程的管理工作，于1984年10月，经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市建筑市政工程定额管理处，隶属市建委。其主要职责是：组织编制修订北京地区建筑、安装、市政工程概算定额材料预算价格；定期发布工程材料、人工、设备价格信息和工程竣工调价系数，对工程造价实行全过程管理，负责审定重点工程造价，解决经济纠纷，加强服务性工作，促进施工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加强对概预算专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管理。自此，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建设工程计价的各项标准（定额、费用、价格）的制定纳入了管辖范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使造价管理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时期。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80年中央机关行政建房分别归口，是中央机关房管工作的一大变化。此后，归口管理范围进一步调整。1983年，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经费在财政部单列户头；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经费划归财政部直接管理；1988年，国管局与国务院办公厅划分了职工宿舍的建设、分配和管理范围；1989年，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科协、全国侨联和宋庆龄基金会五团体的经费、物资、房屋、修缮等工作由国管局归口管理，房屋基建按归口分别在国家计委单独立户。经过归口管理的逐步细化，国管局所负责的中央机关房管业务基本限定在中央国家机关范围内。

1980年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处更名“北京市园林修建公司”，下辖第一、第二工程队，油画工程队、综合加工厂、水电工程队、古建筹备组，并逐步向企业方向发展，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1980年北京土木建筑学会下设有“古建园林学术组”由单世元主持。

1980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了《房屋修缮工程定额》古建油漆彩画分册（试行本）和《房屋修缮工程定预算定额》油漆、粉刷、裱糊、玻璃工程分册（试行本）等。

1980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中央党政机关房屋修缮经费供应渠道加强房屋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管理的中央党政机关行政用房和部分部委自管的行政用房，修缮经费由中央行政经费开支；各部委所属在京企事业单位和经费开支不属于中央行政经费供应范围的机关单位的修缮费，从当年起由各单位自理；各部委所属在京企事业单位占用中央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从当年起一律按实际占用面积和企事业用房租金标准订租，由单位向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缴租。

1981年1月1日起，中央党政机关的房屋修缮和管理分别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以各自占房数量划分修缮费。中央机关房屋修缮费由零修费、大中工程修缮费和设备大修费组成，其中20%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掌握，作为大修工程补助费。零修费从分配给统管单位的修缮费中扣除，由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统一掌握使用，其余修缮费按实际占房数量分配给各单位。修缮费分配原则是，根据各单位的房屋数量、类别、等级核实分配指标，每年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当年用不完的指标可结转次年使用。

1981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了《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劳动）定额》说明和补充项目。

1981年4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公司编制了《古建工程定额》瓦作分册。

1981年律鸿年的《略谈清代营造业手抄本的内容和性质》首次提出清代“工程籍本”的概念，并将抄本分为分法、做法、则例、查工簿及销算五大类，并对各个种类做以解释：

分法：是以比例关系规定建筑形式和部件尺寸的方法。即建筑形体设计。一是建筑整体比例关系，二是依据建筑尺度大小，以比例定出每一构件尺寸。

做法：进行某项工程实施方法的工程计划说明书。即工程计划方案和工程预算，包商、承揽工程手续的书面文件。只规定每项工程原则做法，不说明做法的细部形式。真正的技术方法，根据工程传统，由匠师掌握，在营造业抄本中无此专著。

则例：清代采用包工制以后，为统一工程计划算例，特编订工程则例为使用工料的定额标准。按工料定额使用内容归纳为四种：营造则例、工料则例、价值则例及材料重量则例。

查工簿：凡修缮、保养工程，营造厂房需亲临实地“查活”，对建筑物残毁现状详作调查记录，为拟定修缮工程项目的根据。

销算：工料则例的另一种形式。即官发材料实报实销，是包工不包料的一种方式。

1981年，在时任房修二总工程师庞树义的支持下，研究小组由房修二古建工程处调入公司机关正式成立“古建筑技术研究室”（后改名为“古建研究设计室”1989年，在“古建筑技术研究室”的基础上，注册成立“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并于2008 年改制为“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由公司副总工程师翟修文做室主任，原设计室人员继续从事设计工作。并增派张家骧、边精一和吴敏芝为研究室成员。此外，王德宸、孙永林、关双来、李谦等经验丰富的匠师也兼任研究室的技术顾问。此期间，编制了《古建筑修建工程定额》，写作了《清代木构建筑的节点和榫卯》《古建筑翼角的构造、制作与安装》《古建筑小木作（内外檐装修）部分》《木牌楼构造初探》《垂花门的种类和构造》《古建砖料及加工技术》《单、双排坐车戗架子》，以及《捉缝灰》等文章。

研究小组创立之初，即开始着手对技术资料进行整理总结。1980年5月，为提高古建工程处职工的技术、管理水平，交流古建技术，适应我国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要求和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技术组开始计划发行刊物，将接触到的古建技术资料翻印、介绍给古建处的技术工人。这些技术资料主要包括以《工程做法则例》为代表的清工部颁行的有关古建则例，权衡做法及用工、用料等有关技术准则，还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发表的对古建维修施工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同时也刊登我们古建处老师傅成熟的技术经验和一些古建常识。刊物命名为《古建资料汇编》为不定期刊物，拟每月一期，计划在2-3年内将这些资料全部刊登。

这一时期刊登的文章包括 1980年6月刊印的《古建资料汇编》，根据工作中的需要刊登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刊登时分轻重缓急，并打破原书顺序，有的进行全文刊载，有的则进行节录。目前所见共有三辑，刊登《工程做法则例》第一卷至第十四卷及第四十一卷至第四十三卷。此外，技术组还翻印了《营造算例》。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从单项课题入手。最早形成研究成果的是木作方面由程万里、马炳坚合著，并由大木作匠师孙永林、王德宸指导的《清式木构建筑的节点和榫卯》，分两次发表在1981年第三期和第五期的《建筑技术》杂志上。文章将建筑中的各种榫卯，按构件的组合方式分为六大类，并详细介绍了大木节点和榫卯划线的几种传统手法。随后，马炳坚又作《小式民居建筑的基本构造形式和榫卯结合技术》，发表在1982年第9期《房产住宅科技动态》杂志上。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研究室的成果也层出不穷，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研究成果无处发表的尴尬情况，当时业界也缺少一本专门的技术性刊物。程万里在1983年初春的一天萌生了创办专业刊物的想法：

原来我们写文章，要求《建筑技术》发表。但《建筑技术》的办刊方向是新的建筑技术，老让他们发表有关古建筑的技术文章总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在想古建筑应该有很多文章可以写，营造学社也有刊物，全国该有多少人搞古建筑啊，但都没有地方发表。

程万里常常在下班之后到图书馆找寻有关处理古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总觉得很不解渴。国家缺少完整的有关古建筑修建工程的操作规程、验收标准、预算定额和技术规范，学校不设古建筑工程的专业，近代学者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文章，多着重是历史沿革、文献考证。但光阴流逝，时间无情，至7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身怀绝技的古建筑老匠师逐日减少，寥寥无几，眼看流传了几千年的宝贵技术经验濒于失传，难存于世。著名的古建筑物也因为缺少及时的保护维修而任其坍塌毁坏，即使有一些修缮，也往往因技术粗糙而修得面目全非。古建筑界需要有一个和各方面交流的窗口，应该有自己繁荣勃发的园地，必须有自己专业性的刊物。

这个想法得到研究室其他成员的响应，研究室随即联名向公司总工程师庞树义及公司经理冯光斗打报告，几经权衡，庞树义及冯光斗同意办刊。在组织方面，研究室请时任主管研究室工作的公司总工程师庞树义和研究室主任翟修文分别担任杂志编委会主任和编辑部主任，并请到单士元、罗哲文、祁英涛、杜仙洲、汪菊洲等古建界专家，同时得到了房修二公司经理冯光斗、北京东城区土木建筑学会何俊寿、北京东城区土建学会周砚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周治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徐镇等多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支持。北京市园林局的姜振鹏也加入到筹办刊物的队伍之中，为早期办刊骨干之一。后又有刘大可、蒋广全调入“古建筑技术研究室”

研究室成立后，开始进行古建筑定额的编写修订工作。1979 年，边精一已经进入北京市房管局定额管理处，编制了《房屋修缮工程定额，古建油漆、彩画分册》，并于1980年印行。技术研究室成立后，开始承担瓦作、木作、石作定额的编写工作，在编制过程中，除研究室全体成员投入外，还特别邀请有经验的老工匠一起座谈讨论，参与定额预算编写工作的人员包括程万里、马炳坚、张家骧、边精一已完成油漆彩画分册及刘德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81年至1982年间，先后完成了定额中《瓦作分册》《木工分册》《石作分册》的编写工作。

虽然这三册定额是企业内部定额编写的，但全国各地都争相购买，一时间传遍了我国十几个省，有的地方还以此为依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编写出了本地区的定额。其后在1985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定额站又根据1979至1982年间编制的定额，完成了《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定额》中古建部分的编制工作，作为整个古建行业定额加以推广。

1981年4月，依据1972年7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工程处编制的《古建工程定额试行本》编订了《古建工程定额》，并于1982年4月进行了增印。

1981年9月北京东城区土木建筑学会印制了，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公司孙永林编写的《古建大木讲义》。

1982年4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公司编制了《古建工程定额》木工分册。

1982年10月北京东城区土木建筑学会印制了，北京市住宅建筑勘察设计所刘振宗编写的《古建及旧式房屋木结构抗震加固问题》。

1983年，为适应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分别管理房屋修缮工作的现状，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分为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以承担中直系统房屋修缮管理为主）、北京市第一房屋管理公司（以承担国务院系统、政协系统房屋管理修缮为主）、中央机关房屋管理处（负责两个公司的业务联系和材料供应）。

1983年8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作者是文化部文物保护科研所。杜仙洲先生主持参与了多部学术著作的编写工作。他在1983年写作出版的《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是对我国古代建筑修缮技术的全面总结，是我国古建筑保护的第一本系统的“教科书”。内容包括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发展过程和建筑特征的整体梳理，对木作、瓦作、石作、油漆作、彩画作、搭材作的工艺特征做了分析。编写组副组长为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总工翟修文，杜仙洲先生编写了第一章中国古建筑概述，第二章木作由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李林执笔，第三章瓦作由北京市西城区房管局刘大可执笔，第四章石作由杜仙洲和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李全庆执笔，第五章油漆作和第六章彩画作由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方足三执笔，第七章搭材作由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李全庆和许以林执笔。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75年，对于故宫来说是一个修缮史上的大年，经历是文革时期保护维修不利的一段时期，故宫内古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残损，针对这种情况，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于1974年亲自起草了《故宫博物院五年古建筑修缮计划》，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并同意。以此为依据，故宫工程队增加编制300人。于是从1974年底到1975年底的一年时间内，工程队分别招收了两批上山下乡的只是青年和50多名平谷农民补充到工程队，同时还招收20多名从部队复员转业的人员。李永革作为退伍军人，就是在这个古建修缮大发展的契机中加入故宫的。

在1974年和1975年，故宫物院分两批从社会上招收工人，每批150人。在第一批招工完成时，院里指示工程队，负责编写讲义教材，并特聘王璞子工程师和瓦木油画等数名技术工人，担任业务技术课教师，教学任务分总体课、业务课和技术操作三项。总体课主要讲解和介绍故宫与古建筑的历史沿革，树立学员热爱故宫和保护故宫文物与古建筑的意识：业务课则按照培养方案，讲解古建筑业务技术入门课程，使学员取得业务技术入门知识，然后再按照工种分开，在各工种师傅的带领下，直接上岗操作，在施工实践中学习。

在人员组织上，工程队下设政工科（主管宣传教育）、施工科（主管施工）、计划科（做施工计划）、财务科（预算结算）。施工科下以班组为单位组织施工。木工分为3个组，两个组主管木作的施工，另一组为木工厂，主要负责制作陈设列柜和家具等。三个组共有50至60人。瓦工组分7个组，共100余人，此外有油画工组将近100人，汽车队20至30人，架子工十余人，石工几个人，另有灰塘工及库房管理人员。

新到故宫的技术工人，一律先当学徒，不专门拜师，而是随同师傅们一起到施工作业场地，在师傅们口传手教下，边干边学。那些50年代开始在故宫工作的人在上一代匠师的培养下，已经成为院内技术骨干，既是故宫内古建筑修缮的中坚力量，也担负起培养下一代技术传承人的重要责任。当时被指定要教带新人的，技术高强，经验丰富的匠师有王友兰、李士俊、文荣光、邓文祥、肖洪福、付义和、邓久安、徐长恒、张洪绪（瓦工系）。赵崇茂、翁克良、李廷华（大木工）。戴文进、赵发启、赵书旺、严国瑞、张庆林、张德才、金学利、王增元（油、画）等。此外，彩画匠师王仲杰也于70年代初进入古建管理部从事彩画研究、设计与保护工作。

分组时各组都会由几位有经验的师傅带领工作，如木工组中有李惠林、戴季秋、赵崇茂、安海、穆全、刘德惠、翁克良、希景香、李廷华、杨宝贵等。在实践中传授技术的同时，文荣光、张荣山还编写了瓦、画方面的教材，赵崇茂、邓久安也写了一些教材，但未印发，只作口头讲授时的提纲。

在冬季的施工淡季，工程队组织冬训，请一些有经验的匠师讲技术课。以木工为例，通常有一位师傅担任主讲，其他师傅进行辅助。据原故宫博物院古建修缮中心主任李永革回忆：木工由赵崇茂主讲，讲的时候也有别的老师傅插话，当然赵师傅讲课能力很强他就是讲累了，别的老师傅再讲，互相补充，没有备课。瓦工油画都找各工种里的尖子来讲课。不同的师傅针对一种情况可能会有不止一种做法，原因就在于不同师傅，不同传授，但主要的大规矩是一致的，实际上主讲就在无形中使某些做法统一了。

1975年，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组织设计、施工、建设银行等部门参加，由市建工局牵头，编制了1977年《北京市工程预算定额》一套7册，其中包括土建、费用、构配件、图集做法，以及根据国家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编制的北京地区安装工程单位估价汇总表。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这套定额于1977年颁发执行，一直执行到1984年。在此期间，北京市建筑材料价格曾多次调整，单位估价表也相应加以调整。

1973年—1976年，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再次办学，开有古建的木工、瓦工、油漆彩画工以及水暖工、石工等专业。这次招收学生两届，培养出又一批古建技术人才，这批人才大多数都成为市房修二公司、市房修一公司的技术骨干。

1976年，在原有1972年《古建试行操作规程》的基础上综合各方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将原有的图册作为插图合订在一起，并更名为《古建操作程序》（油印）。该书共分木结构及砖石结构两大部分，八个章节。木结构部分着重叙述古代建筑修缮工程的一般规则，包括材料使用规则。制度上阐述了清式建筑用材标准、建筑分类、建筑等级以及木工常用的尺度、操作方法；构件凿做方面，小式的“材垫桁”、大式、官式做法的做法以及木工修缮都有所包含。砖石结构方面，基本上叙述了墙身、屋面、地面等工程，操作技术方面涉及的较多，理论方面较少。除此之外，孙永林还编著有《古建木构造》（油印，时间不详），全书分为三部分：大木、斗栱及装修，书后附录有“大木歌”及“门光尺图”。房修二公司古建处油漆彩画队韩立明为首编写了《古建油漆操作技术（试用本）》（油印，时间不详）和《新建古建一般操作规程》（油印，时间不详79.12.8）。

1976年北京市园林局技校开设修建彩画班，培养出一批彩画工匠。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国家开始从科技入手，恢复和制定科技政策以推动国家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房管局提出确定科研方向。房修二公司亦做出动员，时任古建处施工队副队长的程万里对此回忆说全国科学大会后，单位的党总支就动员我们，想想办法，搞什么科研呢？就是这样开始了，当时在我们施工单位大学生没几个，建筑学的就我一个。作为建筑学的我脑子里当然是想的建筑比较多一点，还有历史。后来想到古建筑这方面应该是可以搞科研的。就这样，他开始向公司提出进行古建筑研究工作，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一为技术标准，一为古建定额，一为质量检验标准，这都是传承古建筑工艺所必须的。这个提案得到了公司的重视，由公司下属的古建工程处成立“古建筑技术研究小组”，同时，公司安排另一名技术骨干马炳坚加入研究小组，开展古建筑技术的研究工作。

开展工作之初，研究室首要任务是摸清以往的研究情况。但在对以往古建筑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他们发现对于古建筑技术的系统研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马炳坚对此回忆：为了彻底摸清我国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我和程万里同志（最初研究室只有我们二人）在北京图书馆蹲了一个多月，把所有关于古建筑方面的书籍资料都看了一遍发现古建传统技术的研究在我国确实是一项空白，于是更坚定了我们从事传统技术研究的决心。

1978年国管局全面恢复中央机关行政单位的房屋管理工作后，先后有归口、更名、房改这3个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央国家机关房管格局。一是1980年中央机关房管业务归口管理，分别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承担。二是1995年国管局房产管理司增加了管理中央国家机关使用土地的职能，更名为房地产管理司。三是1996年设立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房管与房改分途发展。

中直和国家机关行政建房实行归口管理，源于北京市住宅统建政策的调整。1975年，北京市将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宅纳入北京市统一建设，由国管局统一归口。1979年，北京市对统建政策作出调整，要求从1980年起，中央单位统建宿舍面积要分别征得中办管理局和国管局同意。为了理顺中央机关房屋基建管理体系，1980年2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北京市建委等开会议定，从1980年起，中直和国家机关行政建房分别归口管理。此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政协、全国文联（包括中国作协）系统，分别由各部门归口，安排建房计划。1981年1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行政经费改由中直管理局管理，中央党政机关房屋修缮管理工作实行两局分管。

1978年，文革时成立的园林局修建处革命委员会更名“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处”，隶属北京市园林局。

1979年，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古建工程队印制了《古建操作规程插图》绘图员姜方。

1979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了《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土建分册试行本。

1979年，中国建筑学会恢复活动，学术工作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其中有“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

1979～1980年，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又名北京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在老工匠陆续退休，古建筑队伍技术水平下降，传统技术濒于失传的情况下，由程万里和马炳坚提议，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成立“古建筑技术研究小组”，以挖掘、整理、研究、总结古建筑传统技术为主旨。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72 年，园林局建制恢复后，修建工程处划归园林局，成立“施工一队”及“施工二队”两个生产组织，负责公园建筑和设施的修缮工作，职工人数至1976年底达712人，这一时期整修工程包括颐和园谐趣园、龙王庙、西堤六桥、五方阁、香山公园昭庙、北海五龙亭等。

1972年，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队为了统一施工程序，编写了“古建试行操作规程”，并在队内部试行。

1972年1月31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改变经常费办法、实行取费制度的通知》，为促进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经济核算决定自1973年1月1日起，凡实行经常费的企业，改为取费制。取费办法暂按建筑安装工作量26%收取工资和管理费。有条件的也可采取建筑安装工作量包干。远离大中城市的地区，建设工程可增加一定系数，由各省、市、自治区建委（基建局）决定。北京市随即贯彻执行了这一规定。

1972年时，房修二公司曾成立彩画研究小组，由刘金海任组长，参加小组的老师傅包括李谦、党玉成等，此外还有高成良、杜恒昌加入其中。油作方面有韩立明、崔立顺、孔维斌、刘俊和、高桂元、黄永林、李兴龙、周汝元、刘迺禄等”。这些老一代匠师又培养出如郭守义（韩立明徒），路化林（崔立顺徒）、陈金铎、刘铁军、贺喜等。架工方面老一代有赵德成、石永禄等，培养有邢立业（赵德成徒）、魏宗仁（石永禄徒）张德顺、强贵等。

1972年北京市公用局发行了《房屋修缮工程定额》。

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在北京市公用局1972年房屋修缮工程定额的基础上，结合本局当前的施工技术、设备条件和生产水平编制《房屋修缮工程定额（试行本）》。

1972年3月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古建队组织了古建木工学习班。

1972年5月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古建队古建操作规程编写小组编制了《古建试行操作规程》木作、砖石。

1972年7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工程处编制《古建工程定额试行本》，本定额以1957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发布的“建筑安装工程补充施工定额”，（既计件工定额）为基础，参考59年、62年、64年古建定额及64年公用局“修缮定额”中有关古建部分而制定的。

1973年园林局修建工程处油漆作大师张官箴和李福田等人口述的“着色工艺”，后经整理为《北京公园古建筑油漆彩画工艺手册》，作为园林局修建处新招职工的油工和画工教材。

1973 年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处印制李福田、宋长福、张官箴等《北京公园古建筑油漆彩画工艺、木工、瓦工、修缮手册》。

1973年7月，重新组建北京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后，下设北京市建筑工程定额办公室负责建设工程定额管理工作。1974年开始组织编制北京市建筑安装市政工程预算定额。

1973年7月，北京市房管局技工学校编写了《古代建筑瓦工修缮讲义》（作者可能是张兰亭之子张海清或杨学善）。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企业管理受到严重冲击，取消了合同承包制，废除了甲乙双方对施工工程的经济责任，代之实行的是建安工程经常费管理办法。同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发出《关于建工部直属施工队伍经常费用开支暂行办法》的复文，自1967年开始试行。根据这一规定，建工部直属施工队伍所属的工资和管理费不再从工程收入中提取，改由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内直接拨付，工程材料费实报实销，建筑业经济核算制由此废除。之后，北京市施工企业亦陆续试行，由此形成了“不讲管理、不计成本、只管施工、不管核算”，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同年，市建工局编制的《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定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付印成册的定额本，尚未颁发即自行废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8月16日起至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闭馆，在此期间，古建修缮停顿，导致建筑失修失养。1972年起，修缮工程逐步恢复，到1973年，仅有5项维修保养工程。

1968年园林局被撤销，工程队先后划归市政工程局、建设局和公用局领导。1969年至1971年，原园林局工程队在古建筑方面主要整修了颐和园清华轩、卧佛寺大殿、北海公园长廊油饰等。

马炳坚在《补齐这段被遗漏的历史——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中提到

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

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龄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纪较轻，大概30岁，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

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

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

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

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天安门城楼是宫殿式重檐歇山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下层檐和上层檐分别安置五踩和七踩斗栱。

据粗略统计，整座城楼，共有各类柱子132根（其中落地柱60根，童柱24根，瓜柱48根），各种梁（包括桃尖梁、接尾梁、天花梁、五架梁、三架梁、单步梁、双步梁、随梁等）112根，各种檩（包括正心檩、挑檐檩、金檩、脊檩等）160余根，各种枋（包括额枋、承椽枋、天花枋、随檩枋等）180余根，各类斗栱138攒，椽子、望板等构件数不胜数，所用木材（原木）将近40000立方米，集中了当时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一百多个木匠，采取半机械半手工的手段，干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孙永林回忆时说到，光拆除天安门城楼工作，就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么大的一个木结构城楼，拆下来数不清的构件木料，堆满了天安门后面和端门大院，拆下来的斗栱、檩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更神奇的是，不管是多大的木结构中，都没有一根钉子，完全是靠榫卯组合起来。而且，想要把拆卸的木料重新组合成原样，就必须按顺序方向、上下各方面的次序组合，差之毫厘，就会前功尽弃。做测绘图的建筑专业技术员头痛了：测绘图只能表示出外观和组合，但是真正的卯榫结构断面乘差是怎么回事儿呢？按照他们所学的现代建筑知识绘图怎么样才能保证新建的城楼恢复原貌呢？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曾参与绘图测绘和施工的几位知情者，科班建筑学专业毕业的设计师郑思斌、孙任先等人至今还记得，一切，都装在施工指挥部设计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脑子里。孙永林只需要了解整个城楼木结构的开间：九开间。九开间里最中间的一间最大，然后依次稍渐小下去。知道了这个，其他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作为政治任务，当时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图纸不许拿出屋子。孙永林整个画天安门的施工尺寸图，就画出来三根木杆，古建筑业的行话叫丈杆，三根丈杆相当于三张施工图纸。令建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们既暗暗称奇、又佩服不已的这三根丈杆，一根管面宽，一根管进深，还有一根是柱高丈杆。面宽丈杆上，一个格子，就是一条椽子的间距，格子只有双数没有单数，也就是说架屋的椽子只有双数，否则建筑物会失去平衡。柱高丈杆上，标着挑檐、半檐和方子口。进深丈杆的格子上，标注着小檐、檐柱、三角梁、屋脊。天安门所有的尺寸都在这些丈杆上，工人们需要用尺寸，就来照着丈杆描下来去做。

1960年1月，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改名为北京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1962年7月20日，北京建工局决定，将第七建筑公司并入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1967年1月，五建公司划归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领导。

1969年1月，五建公司又从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划出，回归北京市建设局领导。

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5日，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用100天的时间参与了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

1969年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选派刘玉明带领油工班，冯义带领画工班的部分油、画作匠师支援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参加天安门重建工程油饰彩画施工。

1969年11月16日，北京市革委会印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356期中题为《北京基建单位不搞成本核算、浪费十分惊人、工程年年亏损》的文章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讨论。文章说：北京市基本建设的一些单位在运动中批判了“利润挂帅”以后，取消了经济核算。1967年亏损850万元，1968年亏损650万元，两年就把建工局系统历年积余的11100万元资金全部吃掉还不够，1969年仍继续亏损，以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1970年春，市革委会决定，由市建设局组织编制1970年《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并经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批准执行。至此，北京市废除了“经常费的作法，全面恢复了按工程定额编制工程预算确定工程造价的方式。这套定额一直执行到1977年，是历年定额执行期最长的。

1971年，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负责修缮的中央级房屋726.95万平方米。全年房租收入415万元，中央财政补贴250万元。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8年，中共中央机关房屋连同其所属的三个施工队（行政隶属北京建工局）和中南海修缮队也移交北京市统一管理。1958年10月，北京市房屋建筑管理局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合并。北京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对市级房屋进行管理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和宿舍的管理和修缮。标志着当时最高级别的中国古建修缮力量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建工局系统转移到了房管局系统。到年底，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修缮的中央级房屋440万平方米。

1958年以后，中南海修缮队被合并到了北京市房管局管辖的北京市修建工程公司。1958年国庆节以后田恒贵就把家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在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此时北京市修建公司的负责人是李华，具体管中南海修建维修业务的，是公司的三处。在“文革”期间，田恒贵被调到了属于“三线”的甘肃陇南，这一去就是10年，直到1980年他才返回北京，他仍回到原来的北京市房修一公司，三年后担任了公司的总工程师。

1958年1月1日，外交部等69个单位的10.3万平方米办公、宿舍用房分别交房屋所在区的房屋管理处或管理所管理。9月18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联合通知，自10月1日起，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石油部、纺织部、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建筑工程部、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地质部、粮食部、文化部、公安部14个部1116处152.6万平方米的办公、宿舍用房，交各区房管处统一管理，房屋修缮由各区房管处按市房地产管理局修缮管理范围和修缮标准执行。通知发出后，有八个部的60万平方米房屋交各区管理。冶金部、煤炭部、石油部、铁道部、水电部、公安部六个部的90万平方米房屋未交，由各部自管。六个部所收租金交市房地产管理局，市房地产管理局汇总报财政部统一领取修缮补助费，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六个部房屋面积拨付修缮费。公安部、冶金部的修缮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代修；煤炭部、水电部、石油部、铁道部自设管房机构，按市房地产管理局规定的办法、标准自行修缮。

中央机关房屋实行分区管理后，为解决分散管理给用房单位造成多头联系，手续繁杂等困难，1959年初，市房地产管理局成立直属房屋管理处负责协调，并直接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市人民委员会、各国驻华使馆及中央机关各部副部长级以上干部的房屋修缮。

1958年5月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行了《修缮工程试行材料定额》（瓦工分册）

据边精一老师的彩画作师傅李巨贤老师自述，李巨贤领导的画工小组是1952年在建工局第一建筑公司组织起来的，1958年转到房管局房修公司。虽然在屡次变动中人员也有变化，但他始终做到依靠骨干，团结大家，适应形势的需要，在组内开展思想工作，互帮互助，使得小组连续参加了雍和宫、颐和园、十三陵、故宫、北海、中南海等重要古建筑的翻建、维修工程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1958年，由于故宫精简机构，文化部工程队（二队）与故宫工程队（一队）合并，文化部工程队的部分技术人员进入故宫工程队，同时裁撤二队。文化部工程队中的技术人员是原宝恒营造厂的班底，20世纪50年代初，宝恒营造厂曾多次承担故宫博物院的维修工程。 1953年初宝恒营造厂由文化部收购改组为“中央文化部修建工程队”，宝恒营造厂全部并入其中，此时由于机构变动进入故宫博物院工程队工作。

1959年北京市房管局修建公司古建队依据本市1958年度古建劳动定额，编制了古建预算定额，用于修建公司古建队的内部编制预算时使用。古建预算定额包含瓦工、油工、画工主要常用的工程项目，木工由于添配较多故未编制在内，使用时可按实际情况依据古建劳动定额另行制定。

1959年末，北京房管局为培养古建修缮人才，创办了古建筑技术工人学校，地点在当时的北京市房管局技校，即今地安门东大街129号原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院内。这是以“技工”职业培训为目标的第一届“古建技工”专业学校，这一届古建技工学校开设有木工班、油漆彩画班等古建专业，还有维修班（培养管理人员）、电工、水暖、雕塑班等，共计三百余人。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举办的技校中，由李紫峰担任油漆彩画教师，另有李巨贤、陈仓、郑书本兼课。这些老匠师培养出如边精一、蒋广全、杜恒昌、高成良、刘金海、田凤英、赵双成、杜恒昌、郭守义、路华林等技艺高超的行家里手。

据边精一老师自述，“我刚接触彩画是在 59 年末，北京市房管局技校，根据文化程度分成四个专业，我喜欢彩画，被这一艺术所吸引，于是放弃管理专业而学习彩画，由此入了这一行。我们入行的时候，有一些人相当了不起。张学雷的师太爷张玉峰是七级工，我那时是二级工，国家困难时期20年没涨工资。当时的七级工还有李巨贤、郑书本、李振云、陈仓。我先自己磕头拜师于李巨贤，后又被工会分配跟周福（东坝人，精于官式彩画）学徒，所以我有两个师父。金荣是彩画泰斗王仲杰的师父，满族人大高个，画花鸟的，我跟他就过伴。我师父李巨贤是新派，画花鸟、人物、风景。莫斯科北京餐厅有他的山水画。郑书本最厉害，西四当年有一个同仁堂药店，构件比较大，他在博缝板上画了一个漂亮的大卡子，我印象特别深。他在牛皮纸上用粉笔摊稿，瞬间完成，真了不起，北京市找不出第二人，太厉害了，他的洋山水最拿手。陈仓，杜恒昌的师父，也非常全面，不但会彩画、壁画，还会垛泥匠的手艺。清末民国的时候，西洋画兴起，很受欢迎，市面上大量出现，陈仓画的洋山水非常好，树木的立体感很强。”

蒋广全先生的父亲蒋茂森为彩画高手，曾师从著名彩画匠师鲁唐。1962年时正式拜郑书本为师。

1960年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进行北海公园、香山公园等多处古建修缮任务。

1960年下半年故宫开始的第二次精简职工工作，又将工程队人员裁撤至150余人。有一些已过退休年龄的不在编的工匠，多被辞退。其中有十位技术高超的匠师，人称故宫“十老”，分别为：杜伯堂、马进考、张文忠、穆文华（木作）、张连卿、何文（彩画作）、刘清宪刘荣章（石作）、周凤山、张国安（瓦作），“十老”中的一些人已过退休年龄，自然也不能避免。但单士元舍不得，他再三争取，最后他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以顾问的形式继续聘用，给每人每月若干酬劳，由工程队劳务费中支付，院里有需要随时回来，有问题请教，他们随时解答。

1960年7月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行了《修缮工程预算定额》（瓦工、木工分册）

1961年，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建筑企业推行《建安工人奖励暂行办法》。为加强经济核算管理的需要市建工局根据当时设计施工的要求，本着厉行增产节约，降低工程造价，为生产管理服务，算大账、总平衡与因地制宜的精神，在1959年建筑工程施工定额和1960年建筑工程综合预算定额的基础上，合并编制了1961年度北京市建筑工程定额及与之配套的地区材料预算价格和间接费用定额，并于1961年10月起作为北京地区编制建筑工程设计预算的依据。

1962年9月劳动部、建筑工程部制定了《建筑安装工程统一劳动定额》木作工程（手工部分）。

1962年后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主要完成有颐和园湖山真意、石舫、德兴殿等处修缮，北海公园五龙亭、画廊、琼岛小建筑等，香山公园碧云寺、昭庙、见心斋、琉璃塔，以及卧佛寺、八大处、景山公园等少量工程。

1962年国家房产管理局成立，部分房管工作回归中央机关。1962年9月，中央直属机关房屋管理处撤销并入修建工程公司。1968年国家房管局撤销，相关业务转由国管局接管。

国家房管局和北京市共管（1962.06—1968.12）。1962年6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房产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房管局成立后，中央机关的部分房管工作，如基本建设申请、投资、维修费批拨等，由北京市转归该局；房屋调配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须请示国务院副秘书长，一般事项由北京市房管局与国家房管局商量确定。

国管局和北京市共管（1968.12—1978.09）。1968年下半年，军代表进驻国务院机关，宣布撤销国家房产管理局，原由该局承办的房产业务再度回归国管局。

1968年12月，国务院直属口军事代表印发通知，决定建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组，凡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业务和原国家房产管理局中央机关单位的房产业务，均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组联系。这两个局所属各处室自即日起一律停止业务工作。

房产管理回归国管局后，在房屋调配、修缮工作方面与地方有交叉，其中焦点是房屋调配权的归属问题。1969年3月，北京市公用局、国管局、北京市房修一公司开会议定，从1969年4月1日起，中央级房屋调配工作由北京市房修一公司负责。1973年3月，国管局宣布了经国务院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批准的国管局处室机构设置安排，其中房屋管理处负责中央、国家机关房屋的基建、分配、修缮工作。房管处成立后，中央机关行政用房的维修和管理工作，由房修一公司承担，费用由国管局拨给。

由于房屋调配分属两个机构，扯皮在所难免。1978年9月，根据谷牧副总理批示，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梦夫召集国管局、中央办公厅管理局、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开会，成立中央单位统建宿舍分房小组，具体工作由国管局房产管理处承办。至此，关于中央机关房屋调配权属的纷争才画上句号，这也标志着从1962年开始、延续了16年的中央与地方共管模式的终结。

1963年，市建工局在预算定额和施工定额两部分合并的基础上，编制了《北京市建筑工程定额》。预算定额是在北京市1961年定额基础上编制的，材料预算价格是按照1963年调整后的地区材料预算价格计算的。该定额由市建委于同年7月10日颁发执行。

1963年，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公房修缮试行标准》《房屋修缮工程实行经济核算暂行规定》《修缮工程组织分工和责任制度暂行规定》《房屋修缮工人实行计件工资暂行办法》《修缮工程实行速决战暂行办法》。

1962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制了《修缮工程定额》。

1963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制了《修缮工程定额手册》。

1963年2月，经市房管局批准，北京市房管局修建公司更名为“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

1963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隶属的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负责修缮的中央级房屋为539.08万平方米，其中直接管理的373.16万平方米，间接管理的125.58万平方米，单位自管的40.34万平方米。年房租收入275.02万元，投入修缮费1248万元。

1964年1月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制了《修缮工程定额草案》油漆工程包含油饰工程、玻璃工程、裱糊工程、牌匾工程。

1964年5月，根据修缮工程的需要，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改为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当年，经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从密云县招收临时工700人，顺义县包工的800人改为临时工。

1964年6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对接管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9.3万平方米招待所和中央企事业单位10.73万平方米宿舍负责统一修缮。

1964年，为贯彻“保证安全、保护房屋、方便生活、照顾多数”的维修方针，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对所管房屋实行分类修缮。

1964年7月，经北京市委建工部批准在原修建工程公司所属古建处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使馆队（原属第一工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负责没有修缮力量的单位的房屋和古建筑修缮。当年，修缮费投资920万元，其中租金220万元，财政补贴700万元。其前身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古建处和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从1952年开始就承担天安门、雍和宫、白云观等古建筑的大修任务，更荟萃了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工匠，他们是房修二公司的早期技术骨干。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市内大部分古建筑修缮开始由专门公司负责。其古建筑修缮队伍的前身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古建处在划归入房屋修建工程公司之后的几十年中，承担了大量的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建造工程，自1964年起，先后承担故宫午门外东西朝房油漆彩画、白塔寺修缮、天安门翻修、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天坛祈年殿翻建、雍和宫、五塔寺等近百项修缮工程，几乎遍及北京所有古代建筑。同时该公司也为古建筑技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64年—1967年，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再次开办北京市半工半读房管技术学校，地点在朝阳区百子湾的水南庄，开有古建班、土建班、彩画班、电工班、水暖班、汽车班、房管班。彩画班学习了《木结构与装修》李紫峰，赵金城（中国京剧院舞美赵金声是其兄），马瑞田，（后调市文物局处级），编的《壁画讲义》《彩画和古式油漆》《新建油漆工艺学》等课程，当时高中毕业后因不够报考大学条件而安排就业的房管人员训练班（进行6—8个月业务培训）也在这里举办。这届的毕业生中于古建修缮领域比较知名的为木作专家马炳坚，古建筑瓦作专家刘大可。

与手授口传不同，六七十年代“房修公司”所培养的“技工型”专家对自己的行业领域有着超强的使命感，他们更将“经验”凝练成“标准”开创了学科，马炳坚编著了《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刘大可编著了《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高城良参与编著了《中国建筑彩画图集》。

1965年4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重印了1957年发布的《修缮工程试行操作规程》。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7年2月由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公产处发布《修缮工程试行操作规程》。

1957年8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补充施工定额（12古瓦工程、13古木工程），本定额计件系数已按8%计算，定额水平亦有局部之修订，并征得北京市建筑工会之同意，由1957年8月15日起执行。（原1956年印发一版同时作废）

1957年，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成立，造价管理职责改归建委。

1957年，为确保古建筑安全，防止雷电对古建筑的损毁，首先在弘义阁、体仁阁、太和殿、畅音阁、文化殿、东华门、西华门、文渊阁等高大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这一举措在全国属于首创。以后，在其他有遭雷击危险的高大建筑物上也陆续安装避雷针。

1957年，北京市完成对私人油漆局、瓦木作、裱糊铺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区房管处和郊区房管所分别吸收了一批政治素质好、技术熟练的瓦木工。到年底，职工人数有1万人。

同年，根据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六十一次行政会议决定，对北京市零散建筑工人进行整顿，成立了60个修建合作社，主要承担社会零星房屋和私房的修缮，正式社员有6800余人，还有4000余名非社员（具有临时工性质）参加修建合作社承担的生产任务。在这以后，修建合作组织又经过清理整顿，一些社员由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和城近郊区房地产管理局吸收。

1957年末，因新建与修缮方面的分工，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古建处划归房管局管理。

1958年，国家建委将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编制、调整权限下放各省市办理后，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即责成建筑工程局组织有关单位全面进行预算定额、间接费用定额、施工定额、工资单价、材料预算价格和地区单位估价表的编制和调整工作，在报市建委批准后即公布执行。同年，“大跃进”刚开始不久，有的企业的群众将“大字报”贴到建工局指责《施工定额》重达7斤14两，是“繁琐哲学”的典型，从此原国家建委颁发的首届全国统一施工定额“不宣而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编制建设工程预算，申请投资、安排工程计划的需要，市建工局组织编制了简化的1958年施工定额（包括劳动定额和材料定额），并以此编制了1959年综合预算定额。

1958年3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对小商小贩进一步改造的指示，市房地产管理局对272户自负盈亏的瓦木作进行改造，除资金较多、营业额较大的35户实行定股定息外，其余237户按行业组成23个合作组织，市房地产管理局成立房屋修缮服务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各区也成立服务所。10月，房屋修缮服务公司撤销，各区房管部门成立修建公司，这些合作组织分别并入修建公司。同年底，房地产管理局所属单位职工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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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首都开始由建设管理向规划管理转变。8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统一北京市机关房屋领导管理工作会议。根据北京市机关用房统一投资、统一建筑、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方针，并经中央决定，中央级各机关（包括党派、团体）房屋管理工作由国管局统一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中央各机关房屋管理工作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管理的通知》，要求原由国管局经管的中央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行政用房与行政建房的全部工作，自1955年10月1日起，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统一管理。据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其房屋管理处原机构、原人员、原任务也一并移交北京，移交的各类房屋共336.8万平方米。国多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修缮工程队也转入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这样，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职工发展到4000多人，工程任务以房屋修缮为主，新建为辅。

同时，中央各机关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申请建房、购租民房和转移房屋的处理以及外国驻京使领馆办公用房的新建、管理等工作，一并交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办。

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国管局将房屋管理处原机构、原人员、原任务一并移交北京市，同时移交管理的中央机关房屋新建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及公文档案48390件。移交后，中央、国务院交办的有关中央机关房产管理问题，由国管局会同北京市房管部门负责协调。1955年11月，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成立，国管局原房管处全套机构和人员转入该局，专门管理中央级各机关房屋。自此，中央机关房屋管理工作由北京市负责，直至1962年6月国务院设立国家房产管理局、开启中央和地方共管的新模式。

1955年，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成立，负责中央机关的房屋管理和修缮。1956年起，修缮费采取“全额管理、差额补助”的办法，除北京市所收的中央机关宿舍租金专作修缮使用外，其不足部分由财政部拨专款补助，拨交北京市掌握开支，年终向财政部专案报销。

1955年下半年，北京市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把对北京市的私营营造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交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办理。北京市建筑工程局随后开展对北京市营造业的调查工作，于10月14日，提出《本市私营营造业和水暖业目前的基本情况》的调查材料，10月19日，提出了《对私营营造业改造的初步意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建工局于1956年1月4日正式提出了《对私营营造业及水暖业改造的意见》，确定了公私合营公司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并对合营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做了安排。《意见》涉及私营营造厂、瓦木作、水暖行共185户，其中营造厂53户，瓦木作69户，水暖行63户。

在《对私营营造业及水暖行改造意见》中，建工局根据私营营造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按三种不同类型实行不同的改造方法。一、对经营作风坏，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维持的予以淘汰。被淘汰户从业人员原则上由建工局吸收，经一定时期的训练和改造，再适当分配工作。这部分共 81户，其中营造厂37户，瓦木作19户，水暖行 25 户。二、针对规模小、资金少、地区性大的瓦木作、水暖行，按区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担负市民房屋的修缮任务。同时提出这类手工业合作社由市房管局和手工业管理局分别管理。这部分共74户，其中瓦木作50户，水暖行24户。三、对于规模较大的营造厂及水暖行组织公私合营，由建工局成立公私合营专业公司，根据国营公司的管理制度对合营后的企业实行全面领导。公司在任务上由建工局视其具体情况分配一部分外，主要担负机关、团体、学校的一些小型建筑及临时性工程，各区的修缮队和修理站，只担负一般的小型的修缮任务。

棚铺的合并亦由建工局负责，1955年间营造业同业公会已开始组织联合起来接受任务至1956年4月，北京席棚业共114户，除郊区4户外，其余在市区的110户已全部申请合营。建工局对席棚业采取统一管理分区经营的方针进行生产改组，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按区集中成立6个席棚营业所，担负本区或其他附近地区的任务。公私合营建筑公司设席棚管理科，领导营业所工作。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维修保护故宫古建筑群，成立“建筑历史研究室”，重点研究明清建筑及维修工艺，即现在“故宫博物院古建管理部”之前身。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张德才的父亲张连卿，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故宫“十老”之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文翰斋佛像铺出徒，后来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裱糊匠。清末民初，社会上没有彩画铺，彩画匠都出自油漆局和佛像铺。1953年，在单士元广纳古建贤才之时，张连卿带着儿子德恒和德才，一起来到故宫稳定下来。刚来的8年里，张德才跟着父亲画了几百张彩画小样，这也是单士元的提议：一个个大殿走遍，把彩画拓下来，然后缩小复制成“小样”保存，为有朝一日的彩画修缮提供原始依据。

1956年1月，文化部决定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更名为古代建筑修整所，办公地点设在沙滩原北京大学红楼。机构设置有办公室、工程组、勘察研究组、资料室、人事组，共有员工73人。古代建筑修整所由俞同奎任所长，姜佩文任副所长，聘请朱启钤先生为顾问；黎辉、何良弼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祁英涛任工程组组长，杜仙洲、纪思先后任勘察研究正、副组长；俞同奎兼任资料室主任，张思信任人事组长；1955年成立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共党支部，书记由张思信担任。

1956年古代建筑修整所组织“古建筑技术研究小组”，请路鉴堂老技师讲述大木操作工艺，并将其整理成文字。当时参加小组的有井庆升、陈继宗、单少康、张中义四人。路老师每次讲后，经小组讨论并综合各人笔记，整理成文，曾在当时内部刊物《古建筑通讯》1957—1958年多期刊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做法在师徒中采取“口传心授”，清代则例中对于方法技艺、制作经验的条款也并不多，使得建筑做法对于大多数局外人来说都深讳莫测，相关研究也非常困难，对关键部位做法的阐述堪称“解密”。这部分研究工作是清代官式建筑中最实实在在的部分，成果来之不易。

1956年9月，古代建筑整修所的内部学术刊物《古建通讯》创刊，后于1958年8月更名为《历史建筑》继续发行。杜仙洲先生与纪思先生先后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刊物中收录了古代建筑整修所工作人员在调研、修缮工作中的总结、体会和思考。该刊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刊较早的古建筑研究专业学术期刊。

王仲杰1956年进入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工作，师从彩画界匠师刘醒民绘制彩画小样，还参加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明式彩画）》专集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绘制工作。

到1956年的1月底，北京市的私营营造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已基本完毕，成立了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隶属于北京建工局。划归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的共238户，其中，私营营造厂53户、水暖安装68户、电气安装4户、席棚队109户、凿井队4户（其后，凿井队在生产改组中划出北京建工局）；公私合营的私营营造业，从业人员共计1320人，其中，劳方人员982人，资方人员338人。

从1956年1月成立到年底，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共接受施工任务22万平方米。1958年，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这项工程标准高，结构和装修复杂，是体现中国传统形式的多功能建筑群，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公私合营公司以10个月的时间，于1959年9月以优良的质量竣工交付使用。

随着建工局组建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公司，房管局开始针对瓦木作、裱糊、油漆行业进行调查，并于2月11日提出归口意见，要求将瓦木作并到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其原因在于瓦木作油漆局等行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承做中央系统各机关房屋的较大修缮和零星添建，只有小部分为居民服务，由建工局归口改造的营造厂，过去大部分也是承做中央系统各机关的小型添建和较大修缮工程，因此可将三个行业一并归口改造，负责各机关的小型添建和较大修缮工程。而建工局方面认为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主要业务是小型新建，不能接受对该行业归口改造。在此期间，建工局提出建筑业的分工，即由建工局方面，负责新建工程，房管局则以修理工程为主，附带小的新建工程，对此房管局表示同意。建国后建筑业针对房屋新建与修缮的分工就此确定。

随后房管局拟定业务改造规划，将瓦木作、油漆局及裱糊铺并入。业务上在各区设立营业所进行管理，集中经营，并按工种设立生产队，保持原来营业特点，并利用原来商号地址作为基础，每区设立若干营业点，专门对外承揽工程，担任各区及临近郊区机关、企业和市民房屋修缮油饰和小型新建工程。同时组织公私合营修缮工程公司，领导以上企业。全市共设七个营业所，共并入瓦木作、油漆局，裱糊铺共172户，其中瓦木作58户，油漆局 98户，裱糊铺6户，人员467人（其中资方234人，劳方232人），临时工3033人。

1956年12月，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改为北京市房屋建筑管理局，原机关房屋管理局管理的中央88个行政办公、宿舍用房361.1万平方米移交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管理。房屋修缮除大型工程由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属的修建公司承担外，一般修缮由各区房管处管理，租金折抵修缮费，不足部分实行差额补贴。

1956年正式建立了北京建工局技术定额研究站。当时，除各公司留下的必要人员外，集中在定额站的定额人员最多时曾达50多人。从1956年定额站建立到1984年并入北京市建委组建为建筑市政定额站期间，其历任领导人员的顺序是：魏庆昌、张怀乐、郑世荣、张国芳、王术岚。其承担的任务，开始时，以技术测定的方法搜集、整理、积累定额资料，以制定劳动定额为主，逐步扩展为制定施工定额（即劳动消耗、材料消耗、机械施工三位一体的定额），进而再扩展为编制设计预算定额和材料预算价格为主。

1957年1月，北京市园林局根据颐和园、北海、香山公园一些古建筑的维修需要，将颐和园古建修缮队并入动物园工程队，成立“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并从颐和园、北海调入多名瓦、木、油漆彩画、架子工充实力量。同时根据生产任务成立油画队、加工厂，职工人数也发展到236人，其中技术工人有130人。1957年7月，起又负贵安装北京市内多处古建筑避雷工程。1958年后，修建工程处开始由新建转向以古建维修和新建并举，承接颐和园长廊修缮油饰工程，景山万春亭、观妙亭、周赏亭、辑芳亭、富揽亭及绮望楼修缮。

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的技术传承有完整体系。涉及瓦、木、油、彩画等诸多方面。木作方面，老一辈匠师有木作头牌张忠和、陈维汉、张瑞泽、潘海深、徐文彬等。年轻一代则有赵金玉、郑晓阳、王永刚、张保忠、于永茂、孙长志、李春洁、王瑞成、刘占山等。张忠和曾师承原兴隆木厂木作掌线杜伯堂，收陈维汉为徒，后陈维汉收刘占山及郑晓阳为徒。

1957年1月并入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的油作匠人有，苑维新、崔士敬、崔占峰、杨树海、梨文厚、高凤章、董石印、张松山、安福忠、李德方、曹春义、李宝林、许福庆、郭广浮等。油漆作方面有著名油漆作匠师张官箴、李福田、赵立德，赵立德建国前曾在前门外“益泰合”油漆局学徒，建国后创立“前进油漆局”并任经理。1953年后开始在颐和园从事油漆工作，进入园林古建工程公司后培养了很多油漆作方面的技术人才，王殿贵、刘玉明、楚怀盛、郭广成、李新计、刘进考、范殿福、曹洪义、刘志强、马合义、孙炳堂、王清华、李淑红等成为骨干力量，尤其是王殿贵、刘玉明、楚怀盛、郭广成四人，更是其中佼佼者，被称为赵立德手下的“四大支柱”。王殿贵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赵立德，以通灰过板子最为拿手，曾先后担任油画队副队长、队长，刘玉明在解放前曾拜名师程德海学艺，系统学习了油漆作，后跟随赵立德学习油漆作技术。郭广成自20世纪40年代就拜赵立德为师，后跟随赵立德修缮颐和园，在技术上最拿手的是“皮子活”。褚怀盛在早期即跟随赵立德，多年来负贵料房工作，以熬制灰油、光油、金胶油技术最为拿手。李新计是赵立德徒弟中比较小的一个，贴金技术最为优秀。此后，赵立德的徒弟又培养出第三代技术人员，包括宋金龙、冯丽珠、朱启珍、李海先、郭维合（郭广成之子）、高秋妹、曹琍霞、刘燕平、英淑君、王智、王斌、崇德山、李文友、褚玉军（禇怀盛之子）、范海洋、马元龙等。

彩画方面，有线法创新大师冯义、六场通透的老画师李福昌、宋长福、李作宾、王振江、硬抹实开人物绘画大师孔令旺、郑守仁、线法大师张举善、高彩匠冯庆生、杨继民、冯毅、冯世怀、王振生、美人张张锡龄、李森贵、许殿魁等多位匠师。其中李福昌很早即在颐和园工作，对很多彩画了如指掌，并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彩画图案的运用上独具匠心。1973年，他与宋长福参与《北京公园古建筑修缮彩画工艺手册》的编辑，不仅亲授技术经验，更亲自绘制多幅精美插图。李作宾早年在寺庙拜师学艺，先后接触很多绘画高手，学到了很多绘画技巧，得到了真传，并先后画墙皮画、抓泥胎、塑佛像，积累了独具特点的绘画手法。这些老匠师在常年的工作中，又培养出油画全能画师秦书林、王忠褔、优秀画作工长王洪、山水绘画标兵罗德阳、张京春、牡丹杨杨翠萍、花鸟绘画新秀马玉梅、线法绘画新秀包一建、人物绘画状元陆弘、桃柳燕绘画新秀张玉兰、人物绘画后起之秀张民光、李燕肇等多位彩画匠师。

瓦作方面，老一代瓦作匠师有“两大姓”之说，即李姓和周姓，李姓师傅中有亲兄弟李庆林、李庆增、李庆坡，以及叔伯兄弟李庆银和他的内弟刘清元、外甥马增德及徒弟李振麒。周姓匠师中有周学昌、周学敏、周学凯、周绍德、周继华。其中周学凯精通叠山工艺，旱年随叠山名师何东华、韩建伟等人学艺，80年代后先后参加香山饭店庭院、双秀公园、紫竹院筠石园等叠山工程，其徒韩树松、夏志英、全振山、庞建明曾获“园林古建叠山名师”称号。此外还有劳模匠师于春和、瓦作老班长李克祥、琉璃活大师崇俊福、王玉璋、资深瓦作大师孙祖培、砖雕大师安德厚、砖雕大师张树义、孙墨林、宋建志、周久泉、惠志涛等。这些瓦作匠师培养出薛玉宝、胡国明、张顺来、杨宝生、孙源、田宝生、卢立辉等瓦作方面的技术人才，有的已经成为项目经理等管理人才。

搭材作方面，有“打牮拨正扎彩大师”顾永林、“北京唯一的架子工”徐文奎、张炳全、王文江、李春林、张国维、张长柏、马广德、席大棚，以顾永林最为著名。顾永林1952年至1953年曾在北京益兴棚铺学徒，1953年进入颐和园工作，1956年进入园林古建工程公司，先后参加北海积翠牌楼、五龙享修缮，颐和园五方阁、画中游修缮小西天观音殿修缮，颐和园佛香阁修缮，北海白塔修缮天坛神乐署修缮，故宫太和殿修缮，天坛祈年殿修缮等多项工程。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3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制定了《一般土木建筑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范》，这是北京最早的建筑技术规范。前言中提到，北京市各建筑单位在施工中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施工技术规范，所以操作规程不统一，工程质量亦无一定的衡量标准。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成立以后，为了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保证提高基本建设的工程质量，统一施工操作规程，拟定工程质量标准实有迫切的需要。

由于客观需要迫切，编订的时间不充分，所以这部施工暂行技术规范的内容是不够丰富的，暂时分为五篇，第一篇基础工程，第二篇瓦作工程，第三篇木作工程，第四篇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第五篇其他工程（包括油毡工程、油漆工程、玻璃工程、白铁工程）。

1953年，北京建工局成立后不久，在局技术处主持下开办了标准定额人员（简称标定员）培训班。培训结业后，各施工企业都建立了少则7—8人，多则十几人的标定队，在局统一步署下结合各企业的要求，对工人的技术操作进行查定。

1953年2月23日，为了加强对建筑工程的价格管理，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联合颁发了《1953年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暂行规定》和《1953年华北地区房屋建筑建设取费定额暂行规定》。此后，建筑工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逐年颁布建筑工程设计预算定额、建筑工程间接费用定额等文件。

1953年3月17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公有房屋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公房的修缮，以安全为主，保养为辅，并有重点地进行改善”。“根据经济条件和房屋情况，按年制定修缮标准和修建计划。对收租公房，按规定标准修缮；使用者如需超出规定标准的修缮，经市房地产管理局同意后，可自行出资办理，但不得要求补偿和折抵租金。”

同年11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公房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对房屋等级和修缮范围进行修改。甲等，新建正规性建筑，基本不进行一般修缮工程；乙等，建造年代虽远、结构坚固的较高级建筑，有重点地进行油漆粉刷及改善设备；丙等，原结构设计坚固合理、院落整齐宽敞的正规性房屋，可进行较全面维护和适当改善；丁等，建造年代较远、已经陈旧或有毁损的正规性房屋或结构简陋的房屋，以整修为主或做局部性维护；戊等，原结构设计不合理的、地势过洼存水无法解决的、房屋简陋程度与所在地不相称的、布置过分紊乱的三间以下畸零房屋，以局部加固或支顶方法保证安全，一般不进行维护与改善；己等，凡戊等房屋非经大部整修或翻建，不能保证安全者，可计划拆除。根据房屋等级，修缮工程分为拆除、翻建、增建、整修、维护，改善六类，以后演化为大修工程（翻建、挑顶、拆砌房墙）、中修工程（对房屋结构、装修、设备进行局部整修）、零星维修（对房屋装修、设备出现的零星损坏和故障进行修复）。

1953年5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管房数量增加，修建施工任务加大，市房地产管理局组建修建工程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修建工程处从河北省蓟县、宝坻、武清、昌黎等地招收农民合同工400多人。年底，长期工有1200多人，临时工1000余人。

1953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建设局园林事务所与公园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人民政府园林处，工程队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处工程队”，隶属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处。办公机构设施工组、总务组、人事调配组、财务组、材料机具组，生产班组设木工班、瓦工班、油工班、练习班、壮工班、勤杂班。1953年设计施工动物园多项工程，为公园新建温室，承接紫竹院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多处园林绿化工程。

1953年，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命孙竹文为修建科科长，王权、张光斗任副科长。孙竹文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南下到了河南南阳，在公安局工作，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于1952年把他调了过来。张光斗则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1953年夏季，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合并后改称警卫局，又称公安部第九局。管行政事务的是警卫局五处，处长是田畴，副处长是毛维中、席朋祥、王涵萍。五处成立后，修建科就被取消了，另成立了一个中南海修缮队，但这是个内部的名称，对外叫中南海工程处， 这样叫据说主要是为了便于与外界打交道。中南海修缮队的直接负责人是孙竹文。

政务院房屋管理委员会时期（1953.05—1954.12）。1953年5月房委会改组更名后，负责中央级各机关住用房审核、建设、分配、收租、修缮等事宜，远超出原来的业务范围。中央级各机关指定专人掌握本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人、房情况，接受房委会业务指导。房委会下设秘书科、调配科、管理科、修缮科等，编制由几十人增至160人，由齐燕铭担任主任委员。当月，政务院领导决定，房委会办公室的人事、财务工作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

政务院房委会改组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此前重在解决集中问题，此后重在解决统一问题。1953年，中央机关在和平里新建的5000间房屋竣工。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向齐燕铭提出，在和平里设房屋管理所，试行统一管理。

至1953年12月，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古建科正在修缮及已完成的工程包括：天安门、雍和宫、灯草胡同、北海天王殿、衍祥门、颐和园、故宫红本库、实录库、广济寺、东四清真寺。施工队伍力量包括长期工395人，基本工158人，临时工215人。

1953年12月，建筑工程局向北京市政府提出，由于古建工程性质不同，大部分工人亦不能与新建工程相互调剂使用。经常形成窝工浪费，加之公司力量有限，对古建工程感到无法经营，提议将古建科移交房管局领导，因一些古建筑产权大多系房管局所辖，工程进行方便。对此北京市房管局的意见是，房管局的修建工程属于一般修建，与古建性质亦有不同古建修建需油工画工甚多，一般修建工程所需油工画工数量较少因之互相调剂也有困难，如任务较少或不经常，势必同样造成窝工浪费，且大部分古老建筑如坛庙、宫殿、万寿山等属文整会或园林处等单位管理，不属于房管局管辖。随后建工局提出如房管局接收有困难，古建科仍可由建工局管辖，但为了不影响新建工程任务，今后该公司不再承做古修工程。1954年8月又提出可专门设修缮处。同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做出批示，古建工程仍由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办理。

1954年1月，齐燕铭主持召开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首都中央级各机关公房管理试行办法和租金、修缮、使用这三个标准，从制度层面固化了“以租养房”原则，构建起“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新机制。

1953年下半年起，中央机关房管工作开始逐渐由中财委向管理局转移，管理局业务范围“增加中央一级各机关的经费管理、房屋管理”等。当时对中央机关房屋管理应何去何从，意见存在分歧。房委会办公室认为房管机构应走向独立，于1954年2月提出在委员会下设房屋管理局。管理局则认为，“中央一级行政用房管理工作仍由管理局管理为宜”。为理顺关系，齐燕铭宣布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划归政务院管理局领导。

管理局开始探索管理中央机关房产业务，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启动复兴门外政务院机关宿舍工程，二是建议撤销房委会。经批示同意，政务院房委员会会议同意撤销房屋管理委员会，并就中央一级机关在首都的房屋建设与管理的分工作出安排。房委会办公室与管理局房屋管理处合并，房产管理纳入机关事务管理范畴。

更名前后，政务院房委会共存在了5年多。它采取接管、没收、租买、新建等方式，给地方政府驻京机构及外国驻华使馆等解决了大部分住房问题，为建国初期缓解首都严重的房荒问题作出了历史贡献。

1954年1月，齐燕铭主持召开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首都中央级各机关公房管理试行办法和租金、修缮、使用这三个标准，从制度层面固化了“以租养房”原则，构建起“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新机制。

1954年1月，成立“北京市政府园林处工程大队”，下设建筑工程队和园林工程队。

1954年起，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负责组织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物资管理局、建筑设计院、建设银行、劳动局等有关单位参加编制了北京地区材料预算价格、工资单价、单位估价表等并公布执行，作为建筑安装工程设计预算编制的标准，改变了过去各企业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局面，使工程造价水平不一的现象有所控制。

1954年3月，市房地产管理局修建工程处在河北省青县、河间等地，通过考试招收农民合同工500多人。合同工一般在每年4月～10月施工，冬季返乡，家在城市的零散工参加冬训。

1954年4月9日，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修缮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则》，6月15日制定《修缮工程暂行质量标准》，作为统一房屋修缮方法和工程质量的依据。是年，直管公房18.6万间，建筑面积265.79万平方米。共修房7万余间，其中解除一般危险的房屋3939间，拆除、增建、翻建6760间，约10.14万平方米。修缮投资279.3万元，修缮间数占收租间数的39.86%，占房租收入的41.29%。当年平均每平方米房屋修缮费1.66元。

1954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设立房屋管理处，负责机关行政单位的办公和附属用房及宿舍的管理、基建、调配、修缮。并规定修缮费为每间每月3元（包括大修、维修）。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其所属的三个施工队和中南海修缮队负责中直机关房屋管理和修缮。

1954年，单士元开始担任故宫古建部主任。面对故宫这座年久失修的古代建筑杰作，如何做好保护与修缮呢？故宫没有专门的修缮技术人员，只能请社会上有手艺的工匠来修。工匠之间多是父子、兄弟关系，每天早上结伴而来，当天晚上干完活结账，干得好的，管事的就让第二天再来，这就是清代宫殿维修的惯例。单士元认为，修故宫是门手艺，靠的是师傅口传心授，徒弟的虚心学艺。这种人员流动频繁、管理松散的用工形式不利于故宫的修缮和保护。于是他将京城各大营造厂的管理者和台柱子请来，一起商讨新的办法。

在单士元的召集下，许多知名匠师带着徒弟们来到故宫，成为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工程队工人。这种做法既照顾到故宫维修的需要，又解决了匠师们的谋生问题。从此，故宫就留住了一批手艺高超的工匠，能够自主完成古建修缮中的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搭材作、裱糊作等传统技艺。之后，故宫又从复员转业职工中，选拔出一些优秀青年拜老工匠为师学习技艺。几年下来，在单士元的领导下，故宫积蓄了一批匠师，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隶属国家文物部门的传统古建工艺技术工程修缮队伍，不仅能承担宫内的修缮任务，还能作为专家协助兄弟单位开展业务。这些技工大部分来自当时北京地区的营造厂，其中享誉一时的“故宫十老”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木作：杜伯堂，马进考，穆文华，张文忠；瓦作：周凤山，张国安；油画作：张连卿，何文奎；石作：刘清宪，刘荣章。

故宫工程队成立后，将有技术的工匠固定下来，一方面负责院内修缮工程，另一方面也承担起技术传承的任务。瓦作、木作、油饰彩画、搭材作等各方面，均有充足的人才。同时随着修缮工程的进行，单士元还不断通过工程队的工匠向社会上寻访更多的技术精湛的匠师，并亲自授意他们教带徒弟。

木作方面，有杜伯堂、马进考，谢本正，张文忠、穆文华、脱和温、赵增德、刘文忠等老一代工匠，又有李廷华、刘德惠、希景香、安海、赵崇茂、戴季秋，翁克良、李惠林、李惠海、穆全（穆文华之子）等年轻一代。瓦作方面，陆续招来张荣立、周凤山（周玉福父）.朴长泰（朴学林父）、朴学林、文荣光、张国安（邓久安师）、徐长恒、邓久安、王友兰。石作方面，有刘清宪、刘荣章，均为曲阳石匠高手，原在鼓楼一带开有石作，手下还雇有工人，故宫博物院方面寻找有经验的石工时，将他们招入故宫。架工方面，有金铁民，雷志勇，韩长海，王琛，张春，高万山、王才、王友等。油工方面，有代茂廷、张庆林，张广山，于承旺，戴文进、赵发起等。据戴文进回忆，他原在鼓楼东大街“隆顺”油漆局学徒，当时鼓楼东大街曾有“隆顺”“明顺”“天顺”三家较大的油漆局，1953 年时，隆顺局曾参与故宫博物院隆宗门油饰工程，后参与景运门工程，1959 年进入故宫工作。于成旺是“明顺”油漆局工人，擅长做贴金、大漆。画工方面，有张连卿、何文奎、张德才（张连卿子）、张德恒（张连卿子）等。张连卿和何文奎是北京著名彩画匠师，张连卿曾为鼓楼大街“文翰斋”画师，曾参与万法归一殿复制工作，在1953 年由单士元请入故宫。何文奎为南城“九龙斋”画师，曾在溥心畬府上做代笔。其后，单士元指定张德才跟随何文奎学习彩画。

1954年7月，故宫博物院修建处成立，下辖设计科与工程科两个部门。修建处处长由郭书元担任，于倬云任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蒋博光任设计科副科长，设计技术人员包括傅连兴、张甥同赵辉、金悟先、李保国、齐银成；工程科科长赵善鸣，副科长窦茂斋，施工管理与技术人员包括杨勇德、孙忠杰、冯夷修、李芝云、李增祺、白春林、王玉顺、白金贵、朱荣卫、傅馨久、刘志光、胜德利、邓永才、叶世臣、李树荫。修建处仍为院内行政管理编制，在具体的工程运行中仍有颇多限制，体现在材料供应不及时和工人队伍不稳定两个方面。为此，1955年12月2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忠超向文化部文物局递交报告，提出将工程队改组为企业管理，以便在材料调配与技术人员培养上能够有计划地进行。1956年1月18日文物局批复，同意实行企业管理。

在1954年，曾经为清代皇家烧制琉璃砖瓦，并在民国至建国初期一直为古建筑修缮工程提供琉璃砖瓦的门头沟赵家琉璃窑收归国有，并属文化部由故宫博物院代管。

1954年，为了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北京市劳动局的指导和参与下，北京建工局编制了第一部《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其内容除新型建筑工程各工种的劳动定额外，同时还编制了古建筑工程的石、木，瓦作和油漆、彩画等工种的劳动定额。

1954年，在建造怀仁堂大礼堂的斗栱、飞檐翘角时，孙永林的受业师傅之一，国内著名的大木作师傅张大锁，向孙永林传授了翘角飞檐的诀窍。这一次口耳相授传艺时，张大锁不许别人参加，在工地上只留下三个人，张大锁本人、孙永林和施工队的书记。“上青下白，三匀五撒，指东说西，深浅轱辘把，宽窄一道线”如今，大木作这些纷繁复杂的算法和拗口的口诀，一起写进了孙永林讲课的教材里，并在他的专著《古建大木装修》中得到进一步讲述，配以详细的图解和说明。

在房屋管理工作移交北京市前，管理局主抓了几件事。

厘清职能边界。1955年1月，管理局房管处提出了中央级政府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用房与企事业用房划分的规定（草案）。5月，管理局将不应属于该处业务范围的工作划了出去。

充实机构人员。1月，新组建的房屋管理处组织编制及业务范围职责（草案）提出，设处长室、计划科、工程管理科、房屋管理科、房屋修缮科、人事科，编制75人。

视房产为资产。6月，管理局印发《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实行办法》，将“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包括房地、园地、办公室、宿舍等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等纳入固定资产，对资产清查、统一管理作出规定。

1955年1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机关修缮工程队（干部87人、工人500人）划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屋管理处领导，以中南海怀仁堂及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用房和宿舍的修缮为主。

1955年2月，北京市政府成立园林局，撤销园林处，原园林处工程大队更名为“北京市园林局工程大队”，同年7月，林工程队与苗圃保养队合并，撤销原工程大队，恢复建筑工程队建制。1956年3月，建筑工程队划归动物园，更名“北京动物园工程队”。1955年后，除继续进行动物园工程外，开始承接颐和园、香山公园、五塔寺、紫竹院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处的零星修建工程。

1955年初，根据在推行计件工资制过程中出现的工程质量粗糙、材料浪费等问题，确定在修订劳动定额的同时，编制《建筑工人操作规程》和《建筑工程材料消耗定额》（包括古式屋面工程、古式木作工程、古式油漆工程、彩画工程），使产量、质量、消耗交圈对口，以减少实行计件工资制中的弊端。

1955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先后发布了《木结构操作规程》《木装修操作规程》《砌砖操作规程》《抹灰操作规程》《钢筋操作规程》《混凝土筋操作规程》《模板操作规程》《白铁操作规程》《架子工操作规程》《石工操作规程》《玻璃工操作规程》《油漆操作规程》《古建彩画操作规程》，其中《古建彩画操作规程》的编者为方足三。

1955年6月劳动定额吸纳了操作规程和材料消耗定额的要求，对原定额进行了修订、补充，产生了1955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

1955年2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在修建工程处的基础上组建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1963年改为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主要承担各类房屋设计、施工与修缮任务，有职工3300余人。

1955年3月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即是由老匠师刘醒民主持绘制的“彩画小样”。本书由林徽因先生作序，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刘醒民、王仲杰（中国古建彩画界的泰斗，故宫博物院古建彩画专家）编集。此书内收中国古建筑图样36幅，由北京彩画界老艺人刘醒民、陈连瑞等按照清乾隆时期以后的彩画规制绘制，可谓包括了清代建筑彩画图案的精华。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2年初，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总建筑处。总建筑处由军委总后勤部营管部部长宋裕和任主任，中直修办处主任范离任副主任，下设直属设计院和直属工程公司两个单位。设计院为中直修办处设计室扩充而成，其后发展为中央建筑工程部设计院。

在1952年春，为了急需修缮景山后雁楼工程，决定由文物局、文整会、故宫博物院抽出技术、财会、采购、定额预算人员组成自营施工小组，开创了故宫古建筑大修工程，从发包改为自营的先河。接着，体仁阁的大修工程、皇极殿工程，均由文整会设计，故宫工程队施工，解决了故宫古建筑修缮中的施工力量问题。

同时，1951年至1952 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使得私营营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一些营造厂商因为承包工程中产生的问题被勒令停业整顿。1952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提请保留私营营造厂180家，裁撤153户营造厂商（其中营造厂135户，瓦木作18户，北京市私营营造厂商的数量锐减了46%。而此时正处建国初期，很多单位都在进行建设活动，未关门的营造厂商的修建任务自然繁重起来。

1952年4月28日，中直修办处的建制正式宣告撤销，所的施工建制并入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公司由中直修办处和中央各单位所属在京一些建筑单位如中国民用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建筑公司、中南建筑公司、军委总后勤部直属工程处等14个建筑单位合并组成，由彭则放、许东、董文兴、陈秉辛等负责筹备组建。

1952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合并，成立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

1952年，为合理保养房屋和制定修缮计划，以整体房屋为标准，将公房分为五类，作为确定修缮工程和修缮范围标准：甲类，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正规性建筑和永久性建筑；乙类，新中国建立前所建并未毁坏者；丙类，一般房屋健康正常可保安全者；丁类，必须挑顶、拆砌等方能保证安全者；戊类，应拆除另建者。年底，直管公房12.3万间，建筑面积174.58万平方米，其中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收租并负责修缮管理的161.53万平方米，不收租自住自修的13.05万平方米。当年修缮房屋62774.5间，修缮投资268.5万元，修缮间数占收租间数的57.12%，修缮费占租金收入的57.2%。

1952年9月，文整会为故宫清史馆大库工程进行招标工作，起初委托北京市建筑公司承办，对方因任务过多，不能接受委托，因此只得进行招商比价。但“电话通知私营营造厂十余家，都以他处工程尚未完工，达到建设局规定承办范围，不能再接受新工程，最后找宝恒尚能接受。”最终文整会与宝恒营造厂达成协议，签订工程合同。

1952年9月，故宫院内机构也再次进行调整，撤销办公处成立行政处，原工程组改称工程科，归行政处领导。工程科内增加专门负责古建修缮设计、绘图、施工管理人员。工程科科长为转业营长赵善鸣，工程师为于倬云，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人员有蒋博光、傅连兴、张甥同、赵辉、冯夷修、李芝云、葛效先、李凤吉、杨勇德、刘兆德、白金贵、傅馨久、胜德利、刘志光。工程组雇佣的临时工数量也达到300余人，工种包括瓦工、木工、油漆工、彩画工、扎架工、石工、大锯工、壮工。这时的修缮施工队伍，既有工程科的有力领导，又有一定数量的施工管理人员，而主要技术工种也已齐全配套，这就为建立正式的修缮施工队伍创造了条件。

1952年，为排除天安门城楼因年久失修造成的安全隐患，国家决定对天安门进行大修。为集中古建力量，搞好这次大修，当时市政府有关领导指示北京市建筑公司组织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部第三工程处（人们习惯称它为“古建三处”）。其基本队伍为专营古建筑的公私合营永茂建筑公司。之后，为扩充技术力量，又从全市各工会招收了600-800名技术工人，组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古建修缮队伍。这就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的前身。

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担负起了北京文物古建筑的修建任务。天安门大修工程以后，又先后进驻雍和宫、故宫、中南海、太庙、白云观、颐和园、北海、广济寺、白塔寺、潭柘寺、香山八大处、孔庙、国子监等古建筑群。这支队伍归入二公司后，继续对北京市文物古建筑进行修建，这期间所搞的最为有名的工程即：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和天坛祈年殿的落架大修工程。

1952年的天安门修缮中，有五位工匠承头，分别为木工张兰亭、瓦工吴耀庭、石工卢连生、油画工张世杰、张世林。

房修二公司木作方面，则有王德宸、孙永林、郭书考、于春贵等。培养出如马炳坚、郑彦章、万永海、张三来、汤崇平等木作方面的著名匠师。王德宸在建国初期加入古建行业，跟随著名大木匠师张兰亭学习，参加过中央党校牌楼修建工作及香山等处工程，作为技术骨干之一参与 1969年至1970年的天安门大修工程。马炳坚、郑彦章均从王德宸学习大木作。孙永林早年曾随其父学习大木工程，曾入天顺木厂学徒，建国后进入古建处工作。

房修二公司老一代瓦作匠师有尤贵友、孟有信、徐学勤、孙占山、关双来、关双全等。尤贵友，1929年生，1945年在公兴顺木厂学徒，50年代初到北京市建筑公司工作；孟有信1921年生，外曾祖父陈亮与外祖父陈文俊均在前清参与过皇家工程，孟有信14岁时拜史常聚为师，1951年加入永茂建筑公司；孙占山，1928 年生人，14岁时开始在祥利营造厂学徒，1950年参加永茂建筑公司。此外还有关双来、关双全、徐学勤等著名瓦作的匠师。彩画作方面，有李紫峰、李巨贤、郑书本、陈仓、李振云、周福等老一代画师。

自1949年至1953年，房屋管理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接管、没收、租买、新建），先后给驻京各级政府机关等解决了大部分的用房问题，使用面积共800多万平方米。修缮费每间每月按7元标准开支，修缮任务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机关修缮工程队承担。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是承担北京市古建筑修缮的另一支技术力量。建国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公园和风景区进行较大修缮与建设。为了统一的有计划的进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较大的修建工程，经北京市人事局批准，于1952年底在西郊公园挖河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工程队”，承担公园管理委员会所属单位的基本建设和属于基建的修建工程。时工程队下设工务组、材料机具组、总务组、财务组、人事组，有工人129名。

1952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旨在为全国各地培养古建筑修缮人才。此后，分别在1954年、1964年和1980年举办了第二至四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杜仙洲先生在培训班中承担了教学和教务工作。根据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张家泰、杨宝顺、杨焕成回忆，杜仙洲先生同罗哲文先生、李昭先生一同在第三期培训班中担任副班主任，并和罗先生一同负责教务工作。杜仙洲先生主要负责“木结构建筑基本名词术语”“中国木结构建筑构造”“宋式与清式建筑结构主要名词对照表”“明十三陵介绍”等课程。在课程讲授中，杜先生编写的建筑结构部分，不仅在上、下篇中分别讲述了‘宋代的法式制度’与‘清代的法式制度’，而且为说明宋、清重要结构的不同，还设计了‘宋、清斗拱比例对照表’等13项对照表和权衡尺寸表，为学员学习与运用提供了便利。

1953年1月19日，为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市城市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属的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市房屋建筑行业的政策法令和统一工作制度，领导所属企业和附属单位承担北京市的建筑任务。同年3月1日起，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和北京市建筑公司合并，组成北京市建筑工程局。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由公营永茂建筑公司的一部分和新生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合并为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处之后，又与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的4个工地合并，于1953年1月组建而成，隶属于北京市建筑工程局。1953年公司成立时，公司机关设有：办公室、干部科、保卫科、财务科、工具科、劳动工资科、计划科、运输科、生产技术科、材料科、古建科、预算合同科、监察科、宣传科、组织科等15个职能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其中古建科延续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三工程处的古建修缮工作。

1953年初，故宫博物院成立古建队，开始承担古建修缮工程任务，当年对皇极殿、宁寿宫、隆宗门、体仁阁、乐寿堂、养心殿等修缮、油饰。自此除重点修缮工程外，每年有计划地进行屋顶养护，除草清垄，查补堵漏，局部挖补，更砖换瓦，检修构架，油饰柱木，修补门窗等保养工作。

为了稳定施工队伍，经文化部正式批准，故宫博物院于1953年1月27日成立工程队由于编制所限，不可能将大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因此，首先将一批临时工（约70人）改改为合同工，使他们能够长期留在故宫。这样就改变了冬季施工淡季时，将临时工解雇，而春季恢复施工时，再将临时工招雇回来的办法，而是利用冬季施工淡季，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工人进行培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进行备料、砍砖等工作，为来年的施工做好准备。

单士元先生提出的这个重要措施，为故宫的古建修缮工作留下了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摆脱了以往大规模修缮必须依靠营造厂商的限制。而这只施工队伍也能够以故宫博物院为依托，有大规模不间断的修缮工程保证技术的稳定传承，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自营工程比过去私营厂商承包所作的工程，在质量上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与提高。工程队作为一支保护维修故宫建筑的专业队伍，本身也是文物工作者，处在文物保护重要位置和特定环境中，不断接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则和知识教育，普遍具有较强的文物意识，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负贵，认真投入本职工作。此外，同私营厂家另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自营、自作的工程，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千方百计，调动积极因素，为保质、保量、保安全，超额完成任务而努力工作。

张德才的父亲张连卿，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故宫“十老”之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文翰斋佛像铺出徒，后来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裱糊匠。清末民初，社会上没有彩画铺，彩画匠都出自油漆局和佛像铺。1953年，在单士元广纳古建贤才之时，张连卿带着儿子德恒和德才，一起来到故宫稳定下来。刚来的8年里，张德才跟着父亲画了几百张彩画小样，这也是单士元的提议：一个个大殿走遍，把彩画拓下来，然后缩小复制成“小样”保存，为有朝一日的彩画修缮提供原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