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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有法无释、有技无科必然导致关防无术。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中定义：“《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潘谷西在《营造法式解读》中进一步阐释，《营造法式》实际上是北宋政府用来做建筑工程预算和质量控制的书。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这一时期，中国无论在文学、艺术、科学、经济，还是建筑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从《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便可直观感受到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宋营造业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一些负责工程的官员在开工前多估工料，施工中偷工减料，完工后又谎报结余，邀功请赏。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提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于是他制定了以理财为先的一系列新法。与此同时，“熙宁中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目的是整顿建筑方面的混乱现象，制定严格的料例工限，以杜防贪污腐败，把建筑工程这个需要大量投资的行业，列入了“理财”的范围。为了杜绝工程腐败，宋仁宗曾经要求有关部门拿出一个监督工程质量、控制预算的办法。显然，有关部门所给出的“办法”并不成功，工程中虚报冒估、偷工减料的行为仍十分猖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修建感慈塔的工程中，主管部门预估用工达34万余工，朝廷派人重新做预算，结果只需原估数的五分之一，可见水分之大。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朝廷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逐步展开变法，朝野争论激烈，范纯仁、苏辙、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大臣先后贬职或被排挤出京。在变法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朝廷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主要是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管理制度，减少靡费亏空，完全符合新法的主旨。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本人彻底退职，新法推行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为止，《营造法式》并未编成。

哲宗幼龄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全面废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六年（1091年）第一部法式终于编成，史称《元祐法式》，但此时旧党已经全面执政数年之久，当年编撰此书的初衷未能贯彻，也可能主持官员本身水平有限，修纂不当，故而存在“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等缺陷。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拜相，新党重新得势，但此时所谓“变法”早已失去意义，沦为新旧党争的借口，旧党再度遭到排挤。在此背景之下，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下旨指斥元祐《法式》的种种弊端，令将作监重新编修，于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当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其间李诫正在将作监任职，得以承担编撰任务，这部巨著才得以完成。次年，新版《营造法式》正式刊行。

近代北京地区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砖木结构的平房，《营造法式》并不适用。在清营造则例的序言中梁思成说到，中国关于建筑的术书最重要的莫过于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和清工部颁行的工程做法则例。工程做法则例刊行于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与营造法式可称为前后两部相对的官书。工程做法则例的体例非常拙陋，详细的分析即非“做法”又非“则例”。做法需要说明如何动手，如何锯、如何刨、如何安装，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则例要说明结构部分机能上的原则归纳为例，包括一切结构部分的尺寸大小地位关系。然而工程做法则例在做法方面没有一字说明，在则例方面只将各部分的尺寸排列，而这尺寸乃是书中所举建筑物绝对的尺寸，而不是比例的或原则的度量。术书而没有举一反三的可能，若使建筑物放大或缩小一分一寸，全篇便不能应用，如此呆板的体裁，岂能说明建筑上无穷的变化？朱启钤先生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对于这种手抄本尽力搜来，在纸堆书籍里求得多种题目各各不同，有叫《工程做法》的，有叫《营津大木做法》的，又有分题做《大木分法》《小木分法》或某作分法的，内容都是原则算例，正是工程做法则例中所缺少的“则例”一部分，比工程做法则例的体裁高明的多。

在清代私营营造厂拥有客户资源和营业牌照，营造厂主加入只有企业主才能参加的鲁班行会建立起了行业组织和贸易壁垒。部分匠人收徒做大成为封建把头，把头通过帮匠人找活和管理项目的能力获得资源优势，垄断分包市场。匠人和把头依靠规矩、口诀、符号和传统传承方式控制知识，并加入只有匠人才能参加的鲁班圣会，通过控制知识和垄断业务资源建立起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拜师学不到营造技艺，不加入鲁班圣会的工匠无事可做。这些优势和壁垒让行会和匠人有能力垄断和控制技术和工艺，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导致关防无术让学者的研究和外行的介入变得无能为力。

    作为三代的北京建筑系统工作人员，建筑和文物行业从业者。我了解到的当代营造行业传承历史在文献中记载不多。50年代，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绝大部分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因此修缮工程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清时期古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工作涉及中直系统和国管局系统及中南海，因此比较敏感。在修缮企业入职时接受安全教育，牢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当时的主管部门已经合并或撤销，造成这一时期营造行业的传承历史很少被人提及，导致营造行业在近现代的传承遭受了很多误解。建国初期对于清代建筑各作做法的研究主体主要为具有古建施工能力的单位，如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故宫博物院等。这些单位存在着一定联系，但是在古建工艺技术资料领域，文物、建筑、园林等行业和教育研究机构依然长期存在着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与工业建筑领域施工工艺的学习主要在学校完成不同，传统建筑工艺的传承自古以来都是在施工现场由匠人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的。营造行业的传统技艺就像芯片行业的制造工艺一样，是行业的核心技术，营造技艺可能只是文物、园林系统或者科研机构之中需要保护和研究的内容之一，却是古建筑行业传承和研究的以及赖以为生的最主要内容。因此营造技艺在建筑业内部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的伟大革命影响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顶层设计及安排下，工会部门在建筑行业成立了工会取代了鲁班行会，1953年打倒了贪污腐败打压工人的封建把头，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在中财委和总工会的建议下成立了国营建筑企业。一系列改革解决了传统匠人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传统手工业者思想觉悟，在为国家建设出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下，1954年前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和技术部门的组织下，部分匠人自觉自愿向国家和行业贡献出数代人秘不外传的传统技艺。1954年4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修缮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则》，6月15日制定《修缮工程暂行质量标准》。1954年北京建工局编制了第一部《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1955年初，北京建工局在修订劳动定额的同时，编制《建筑工人操作规程》和《建筑工程材料消耗定额》（包括古式屋面工程、古式木作工程、古式油漆工程、彩画工程），1955年还先后发布了《木结构操作规程》《木装修操作规程》《砌砖操作规程》《抹灰操作规程》《白铁操作规程》《架子工操作规程》《石工操作规程》《玻璃工操作规程》《油漆操作规程》《古建彩画操作规程》。建筑修缮企业先后编制了《古建操作规程》《古建工程定额》《古建讲义》等技术和经济资料。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先后发布了多部古建操作规程和多种古建定额。1972年7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工程处编制《古建工程定额试行本》，8月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古建队古建操作规程编写小组编制了《古建试行操作规程》。经过60-70年代几代古建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自编教材自行授课的发展，1985年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在局属职工大学在全国首次开办《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传授木作、瓦石作、油漆作、彩画作、古建预算、古建施工管理、古建设计等专业课程。向全国招收学员，学生毕业后为大专学历。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全方位多维度地规范和总结传承形成了今天的成果。北京建筑工程局、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和原下属单位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定额管理处、房修二公司先后编制了《古建劳动定额》《古建施工定额》《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古建修缮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房屋修缮工程预算消耗量定额》《古建筑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等技术和经济的规范标准和定额，让关防有术得以实现。建筑施工行业在中直、国管局及建工、房地系统先后领导下开创了一段超越营造学社的建筑学发展史，不仅历史上首次将营造技艺解密开源，将技术转化为学科，更是完成了近千年来《营造法式》追求的关防有术的最终目的，这一系列伟大创举和先贤们理应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2009年10月北京唯一能教授清代官式建筑设计施工和管理技术的北京房地产职工大学划归北京市交通委，与北京市交通学校，北京市路政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新增了古建筑工程专业，说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古建工程的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和野外考察测绘并不能传承传统施工工艺，对中国古建筑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导致70年来建筑学统招院校难以教授中国建筑学和古建筑工艺学，无法培养出古建筑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众所周知我国表演专业已经开设博士学位，而古建筑工程专业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才纳入高等教育本科专业，2000年以后的一些出版物中还有人认为自己首先填补了古建工艺的空白，这些问题说明当代古建筑工程的理论和传承发展历史长时间不为公众所了解，急需梳理和宣传。习主席鼓励青年要脚踏实地、无所畏惧、攻坚克难，自觉提高站位、放大格局，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向着“中国梦”扬帆启航。因此笔者认真领会主席号召，追寻历史和行业规律介绍传统营造技艺转化为现代教育模式的过程，集腋成裘、抛砖引玉试图探索营造技艺在建筑业内部几代人的传承脉络。

本文引用了100多篇文章和著作，由于时间关系未能一一标注在此表示歉意，今后一定进一步完善。本文所有涉及政府部门的内容均引用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旧中国北京的建筑业及工人状况》，鲁追、李和平编，《北京工运史料（一）》，工人出版社1981年8月版。2015年天津大学博士论文《北京地区清代官式建筑工匠传统研究》作者刘瑜。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对于确保建筑工程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合格材料的使用、施工工艺的规范、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施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重点内容。只有确保这些方面的合理实施，才能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古建工程技术复杂工艺保密，长期以来在有法无释、有技无科的影响下，无法制定统一明确的施工工艺规范和验收标准，无法培养出掌握统一工艺技术的施工人员，完工的建筑经常出现质量问题却无计可施，只能接收却无法检验。

吕氏春秋上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中国《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阶段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的具体反映，对提高手工业产品质量有重要意义。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有了国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涣的年审制度和政府官员质量负责制度。春秋初，齐、晋、秦、楚等国规定：制造产品，要“取其用，不取其数。”在原材料选择、制造程序、加工方法、质量检验、检验方法等，都要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进行生产，以保证产品的“坚好便用。”首先提出用“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的构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率先在秦本土实行了，国家于每年十月份由“工师效工，陈祭器……，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的制度。同时，还将各郡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由“大工尹”统一进行年审。凡不符合标准的，不得使用，以保证产品质量。2023年6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日前对雍城遗址内的瓦窑头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建筑遗址1座，出土器物标本500余件。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春秋时期建筑材料，主要有槽形板瓦、筒瓦、半圆形瓦当等，在建筑材料表面发现大量刻划符号，数量达183件。这些刻划符号既有文字“五”“十” “又”“工”“木”“火”等，也有难于辨认的符号。这些刻划符号可能是秦国物勒工名制度的早期形态。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竣工于1393年，历时21年。根据目前城砖上的铭文记载，南京明城墙砖的烧制来自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五十二州县共28万民工，约3.5亿块城砖。以及明军卫、所、营海司等近200个单位。除了城砖烧制的时间、州府名称之后，还有监造官、烧窑匠、制砖人、提调官的名字。在这些城砖上刻人名的用意，就是要责任到人。这样无论是监造官、提调官，还是烧窑匠、制砖人等，如此修筑城墙时一旦发现砖块质量如有问题，都会受到惩罚。城墙每修建一段后，朱元璋会让人拿着长矛，用尽力气往城墙上扎。只要枪头能扎进墙内一尺，这段城墙的负责人就会被立刻杀了。

《大明律》中有《工律》篇，这是针对工程建筑方面的专门法律，列出对非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用、造作低劣等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刑法规定。对违规者，轻者打板子、判徒刑，重者处死。明朝时特别重视修建城墙的质量，尤其是对砖的烧造，质量要求很高，要求砖敲上去音清声亮，断之无孔，并且砖上要刻有铭文，上面有制作商或工匠的名字。而砖窑一般沿江而设，便于运输，生产的砖质量上乘。明朝官府执行更严厉的责任负责制，为确保工程质量，上到监管者，下到窑场的烧砖匠，把相关人等的名字都刻在建筑材料上，以示“背书”。中间哪个环节出问题，这套监工体制就会发挥作用，谁没做好一目了然，直接责任到人。

十五世纪，江南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祝枝山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意思是说，明太祖朱元璋修南京城，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墙体，使其坚不可摧。城墙修造按长度分段，由专人负责。朱元璋时常到工地巡视，随便指一处，令人砸开检查。合格的墙体里都是石灰和糯米浆的纯白色，如果稍有泥土掺杂其中，便将监工、工匠全部筑进城墙。如此一来，无人敢敷衍疏忽，南京城因而修造得固若金汤。 

使用合格材料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基本前提。合格材料具备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并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规范明确的施工工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验收至关重要。施工工艺应遵循国家相关标准，确保施工过程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施工人员的素质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起着决定性作用。施工人员应获得统一规范的教材培训具备相关技能，并遵守相关规定和操作规程。在当代建工局、房管局、文物局先后为营造行业编制了相关验收规范和标准。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哈工大建筑学院教授、梁思成学生侯幼彬先生谈到中国木构架建筑比起西方古代的石构、砖构、天然混凝土构的建筑来，整体耐久性要差得多。这就使得木构架建筑的维修、翻建、重建的频率很高。遗存至今的古建筑，特别是大数量的明清建筑，构成了庞大的维修工作量。这些建筑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在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作为旅游资源还具有极重要的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古旧建筑修缮，还是历史文物保护的角度，都离不开传统的工艺技术。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存在多久，古建维护、古建修缮工作就得伴随多久，古建工艺技术就会相应地沿用多久。如果说，随着传统乡土建筑被现代新乡土建筑所取代而终究会摆脱传统工艺技术的话，那么，基于古建筑修缮、重建所不可或缺的传统工艺技术却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建技术有它独特的持续性、延传性，有它持久的鲜活性、实用性。它形成了一个行业，也形成了一门学科。

然而，长期以来这个行业、这门学科却遇到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马炳坚先生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第二版前言”中所指出的，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而能工巧匠又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图解笔录，这就使得古建技术教育长期停留于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古建技术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在建筑史学中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种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变化：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属下的古建技术研究室成立了；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古建筑与园林传统工艺技术为主旨的学术性刊物–《古建园林技术》出刊了；为培养古建工艺技术人才而开设的大专班创办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马炳坚著）、《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刘大可编著）等一批研究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要著作也问世了。

马炳坚老师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一书再版的前言中提到，学术与技术脱节始终是我国建筑史学研究方面的老大难问题。早在60多年前，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梁思成先生就曾慨叹道，现在的建筑师“毫不曾执斧刃以施威，尤未曾动刀凿以用事，梢习长短宽狭高低薄厚而已”。由于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因而对具体的建筑技术不甚了解；而掌握着工艺技术的工匠又因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对这门知识进行图解笔录，造成千百年来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只能在工匠师徒间口传心授始终不能见于经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古建瓦石专业辟为独立分支学科创始人和奠基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大可在《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古建筑学科与许多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着两种知识结构，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院校系统和知识分子之中，另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施工现场和工匠之中。了解一种知识结构的人，很容易难倒只了解另一种知识结构的人，一些人也因此而看不起对方。应该提倡的是，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全面掌握古建知识。在《古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前言中提到，“学习古建最好的老师是实物，而实物及其核心知识构造做法是工匠创造的，因此继承了工匠所掌握的做法规矩才能算是继承了古建筑的根本。”

沙俄时期的高等教育受法国模式影响最大。以建筑院校为例，俄国最早的欧化建筑教育始于18世纪20年代，当时彼得大帝为兴建俄国圣彼得堡从法国聘请来一批建筑师和工匠，在其指导下培养出俄国第一批欧化的新型建筑师。而沙俄时期的第一所建筑院校–帝国美术学院则于1757年正式成立。和法国一样，这一学校除传授计算、制图等技艺外，也兼重各门类的艺术训练如雕塑、绘画等。古典主义绘画尤其重要，是核心课程之一。而且，在建筑史课程之外，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典建筑的设计原则，以求应用于课程设计中。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可谓是一段跨越东西方文化、融合各种教育模式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深受到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影响，更受到了美国教育的深刻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所倡导的博雅教育模式。

美国博雅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广博的知识领域和全面的知识素养。这种模式下，大学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地方。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之下会分立若干学院，每个学院下设有多个系，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学生需要完成四年的学习，采取学分制，并可以选修大量的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和深化专业研究。

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在高等教育方面效仿美国模式。因此，在梅贻琦主校的时代，通识教育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认为，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准备，更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更需要的是通才，而非仅仅是专家。这一时期的清华，无疑是美国教育先进性的最佳代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向学习苏联的模式。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博雅教育模式在中国留下的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与西方国家建筑系创办者多为工程师自身掌握工艺并且主要以传授技能为主不同，营造学社身处乱世无法破解古建行业为自保长期形成的技术壁垒，学社的先贤在创办营建系和建筑系时因不掌握营造行业主要工艺，无法开设与之相关的学科和课程，成为终身遗憾。只能以考古学的方式和方法研究传统建筑始终难以窥其门径。导致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研究系统很长时间依然停留在营造学社的研究阶段。以至于出现了统招院校培养的设计人员只能承担测绘和资料员工作无法指导施工的情况。

在1970年天字一号工程天安门重建项目中，周总理亲自主持，该项目云集全市最优秀建筑业精英。马炳坚在《补齐这段被遗漏的历史—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中提到“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龄较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纪较轻，大概30岁，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孙永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说到：“在做施工图的时候建筑专业设计师头痛了，测绘图只能表示出外观和组合，按照他们所学的现代建筑知识绘图怎么样才能保证新建的城楼恢复原貌呢？几十年多年过去了，当年曾参与设计和施工的几位知情者，科班建筑学专业毕业的设计师郑思斌、孙任先等人至今还记得，一切都装在施工指挥部设计组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脑子里。孙永林只需要了解整个城楼木结构的开间：九开间。九开间里最中间的一间最大，然后依次稍渐小下去。知道了这个，其他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作为政治任务，当时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图纸不许拿出屋子。孙永林整个画天安门的施工尺寸图，就画出来三根木杆，古建筑业的行话叫丈杆，三根丈杆相当于三张施工图纸。令建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们既暗暗称奇、又佩服不已的这三根丈杆，一根管面宽，一根管进深，还有一根是柱高丈杆。面宽丈杆上，一个格子，就是一条椽子的间距，格子只有双数没有单数，也就是说架屋的椽子只有双数，否则建筑物会失去平衡。柱高丈杆上，标着挑檐、半檐和方子口。进深丈杆的格子上，标注着小檐、檐柱、梁架、屋脊。天安门所有的尺寸都在这些丈杆上，工人们需要用尺寸，就来照着丈杆描下来去做。”

这种现象说明传统匠人的技术在当时并未形成建筑学的一门学科，1970年最好的设计单位和最优秀的设计师依然无法绘制传统官式建筑的施工图，培养这些设计师的建筑学校也缺乏培养古建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的能力。

要想做好“修文物”这件事，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和理念：第一条腿，艺术史，是要对于历史和人文艺术有所理解，这是兴趣和爱好的出发点；第二条腿，科学，是要掌握修复的技巧、文物的结构和工程原理，这是理解文物的必备知识；第三条腿，工艺，是要具备和掌握娴熟的文物修理技能，这需要保持长期专注并积累相关的修复经验，这也是能否把文物修好的基础条件。匠人掌握工艺技术却无法形成学科，统招院校完全依靠没有从业经历的学者，无法开设与工艺相关的学科，在中国建筑领域将建筑系从应用型的学科变为研究型学科，使得培养出的人才三条腿缺一条。

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工艺美术小组抢救景泰蓝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梁林两位先生对于抢救传承传统工艺的不懈努力。1940年代，由于战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原因，景泰蓝制作技艺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林徽因不禁为景泰蓝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组，抢救景泰蓝。想要为景泰蓝设计出合适的图案，就要先了解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林徽因带领组员们，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来全面了解景泰蓝的材料性质、制作工艺后，林徽因提出了景泰蓝图样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景泰蓝很快“起死回生”。1952年，我国首次承办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礼品中就包含林徽因和工艺美术组同仁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大盘、烟具等。这些事迹说明如果掌握传统建筑工艺，梁林二位先生一定会将其建立学科，纳入营建系的教学内容中加以抢救。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党和国家的规划和支持，制度的保障和劳动人民地位和觉悟的提高，就不会出现在同一时期大规模的营造技艺传承。这种重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拥有大批传统工匠的施工领域，导致并不雇佣传统工匠的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系统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直至2021年依然存在传统营造技艺无法进入统招院校建筑学科的情况。有法无释使得传统建筑工艺和技术无法建立学科，虽然中国建筑学受到礼制、地域、文化、经济、信仰、资源等因素影响，但是最核心的影响还是工艺，在不了解传统工艺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建筑学无法下笔。以至于王其亨教授表示“到今天你们读的中国建筑史的教科书，里面仍然没有设计！在世界建筑史当中，中国建筑隐含的设计理念，方法、价值观完全是空白。”王澍教授表示“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教中国建筑学”。就好比西方导演即使熟读历史，掌握剧本和分镜头脚本及专业的拍摄方式，但是京剧的表演不依靠剧本和脚本，不懂京剧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无法指导京剧的表演，有技无科使得建筑系能够培养出导演却无法指导演出。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近代对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始于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之初，社长朱启钤先生就告知同仁要“以匠为师，沟通儒匠”。当年朱先生还特别邀请营造世家兴隆木厂的主柜马辉堂、琉璃厂厂主赵学仿等匠师加入营造学社。但这两位地位很高已经是几代传承的企业主，马辉堂和赵学仿早已脱离实际操作，只负责高级匠人和配料秘方管理及维护和开发客户、投资决策、行会管理等工作。20世纪30年代梁先生在营造学社中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以故宫建筑为标本，以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对照，对古建筑进行测绘与建筑实物相互印证。在这当中发现很多建筑实物测绘与《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做法比例出入很大，并且听说行内木作掌作师傅们都有自己掌握的一套匠人做法，于是就虚心向这些掌作师傅们请教。那时手艺行内有个说法，叫做“学来的本事吃饭的碗”，养家糊口依仗的是手艺，师徒如父子学艺不卖艺，徒弟学会师傅的技艺要给师傅养老送终，自己所会的技艺是不会轻易教给别人的。梁先生不了解这些，所以在请教询问中总是遇到所答非所问，甚至根本就不告诉你。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跟梁先生说：“给你讲要想听真的就得花钱买，一个大洋说一条。”虽然只是个玩笑，梁先生却很是认真，真就拿出钱来认真地请教询问。如此一来开玩笑的人很是不好意思地告诉梁先生：“我说的只是个玩笑，如果当真拿您的钱给您讲了行里木作的做法规矩，便成了学艺卖艺的人，今后在行内便会被人看不起无法混饭了。您如此真诚认真不耻下问，不如按照行内规矩找个托保人引荐拜师顺理成章地讨教。”于是梁先生经人引荐，拜当时德祥木厂掌作师傅杨文起为师。

虽然梁思成为了学习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拜了曾经的故宫木匠杨文起、路鉴堂、彩画匠祖鹤洲等人为师，以古建筑为教材和标本，学习那些令人费解的术语，但是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言中说到，至于做法一层，大概都在木匠师傅教徒弟的时候互相传教，用不着笔墨，所以关于做法的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即使偶有以做法命名的，也都是算法而不是做法。王世襄在《清代匠作则例》的序言中说到，匠作则例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我们最希望知道的操作程序，制造经验，整体及构件的式样等等，偏偏是一般匠作则例所缺少的。整个营造学社都在寻找关于古建筑工艺技术的文献，始终没有发现。在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上，故宫博物院单士元特别谈到：“研究古建筑，不将古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课题包括在内，则理论似趋于空，也不能反映祖国建筑科学的整体性。我们说对历史与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对古建工艺技术做一专题研究同样是重要的。一定的建筑艺术形式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表现出来，如果只研究建筑艺术造型，而不研究相应的古建工艺技术，将是不全面的。”马炳坚老师在文章中提到，我国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整理工作，总的说来是做得很不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这样的正式出版物仅有两三份。一份是由文化部文物保护研究所杜仙洲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另一本就是《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1985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古建园林技术》杂志自从1983年底创办以来，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方面的专题文章，但尚未发表全面系统的专著。除去上述两本正式出版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内部编印的操作规程、做法讲义、古建定额，在各有关单位内部流行。

对于营造则例的解释始终停留在描述构件所在位置和名词解释的阶段，对工艺做法进行解释内容的很少。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古建传统工艺技术长期处于只有做法名称没有相关文献对工艺进行解释的状态。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超过70年的光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营造行业，即我们如今所称的建筑业，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这个行业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紧密相连，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在传统时代，营造行业是一种典型的手工业，传统手工业技艺的传承方式和现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建筑行业学习方式有很大区别。中国传统营造技艺对内为口传心授，对外秘不外传。各匠作之间互相保密，师徒门第、行业组织、家族和商业利益互相交织，传统工匠私相授受，不为外人道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存在着一些遗憾，比如有法无释、有技无科、有收无验、关防无术，这些都限制了技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领导下，营造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弥补了这些遗憾，还使中国的营造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进步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涉及的范围广泛，跨度很大，涵盖了从国家机关到地方企业的多个层面。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值得被记录在中国建筑行业的史册中，以供后人研究和借鉴。

本文所引用的关于国家机关的内容，均来源于已经出版或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例如，2006年第3期《党史博览》中王凡发表的《中南海里的工程师》，以及2023年6月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祁峰编制的《中央国家机关房地产管理源流述略》。同时，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的《北京志建筑志》、《北京志房地产志》以及《北京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志》等资料，也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对于1949年之前的相关内容，则参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制的《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和《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通过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