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七)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7年2月由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公产处发布《修缮工程试行操作规程》。

1957年8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补充施工定额(12古瓦工程、13古木工程),本定额计件系数已按8%计算,定额水平亦有局部之修订,并征得北京市建筑工会之同意,由1957年8月15日起执行。(原1956年印发一版同时作废)

1957年,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成立,造价管理职责改归建委。

1957年,为确保古建筑安全,防止雷电对古建筑的损毁,首先在弘义阁、体仁阁、太和殿、畅音阁、文化殿、东华门、西华门、文渊阁等高大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这一举措在全国属于首创。以后,在其他有遭雷击危险的高大建筑物上也陆续安装避雷针。

1957年,北京市完成对私人油漆局、瓦木作、裱糊铺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区房管处和郊区房管所分别吸收了一批政治素质好、技术熟练的瓦木工。到年底,职工人数有1万人。

同年,根据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六十一次行政会议决定,对北京市零散建筑工人进行整顿,成立了60个修建合作社,主要承担社会零星房屋和私房的修缮,正式社员有6800余人,还有4000余名非社员(具有临时工性质)参加修建合作社承担的生产任务。在这以后,修建合作组织又经过清理整顿,一些社员由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和城近郊区房地产管理局吸收。

1957年末,因新建与修缮方面的分工,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古建处划归房管局管理。

1958年,国家建委将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编制、调整权限下放各省市办理后,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即责成建筑工程局组织有关单位全面进行预算定额、间接费用定额、施工定额、工资单价、材料预算价格和地区单位估价表的编制和调整工作,在报市建委批准后即公布执行。同年,“大跃进”刚开始不久,有的企业的群众将“大字报”贴到建工局指责《施工定额》重达7斤14两,是“繁琐哲学”的典型,从此原国家建委颁发的首届全国统一施工定额“不宣而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编制建设工程预算,申请投资、安排工程计划的需要,市建工局组织编制了简化的1958年施工定额(包括劳动定额和材料定额),并以此编制了1959年综合预算定额。

1958年3月,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对小商小贩进一步改造的指示,市房地产管理局对272户自负盈亏的瓦木作进行改造,除资金较多、营业额较大的35户实行定股定息外,其余237户按行业组成23个合作组织,市房地产管理局成立房屋修缮服务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各区也成立服务所。10月,房屋修缮服务公司撤销,各区房管部门成立修建公司,这些合作组织分别并入修建公司。同年底,房地产管理局所属单位职工3万人。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六)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5年,首都开始由建设管理向规划管理转变。8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统一北京市机关房屋领导管理工作会议。根据北京市机关用房统一投资、统一建筑、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方针,并经中央决定,中央级各机关(包括党派、团体)房屋管理工作由国管局统一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中央各机关房屋管理工作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管理的通知》,要求原由国管局经管的中央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行政用房与行政建房的全部工作,自1955年10月1日起,移交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统一管理。据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其房屋管理处原机构、原人员、原任务也一并移交北京,移交的各类房屋共336.8万平方米。国多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修缮工程队也转入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这样,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职工发展到4000多人,工程任务以房屋修缮为主,新建为辅。

同时,中央各机关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申请建房、购租民房和转移房屋的处理以及外国驻京使领馆办公用房的新建、管理等工作,一并交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接办。

为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国管局将房屋管理处原机构、原人员、原任务一并移交北京市,同时移交管理的中央机关房屋新建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及公文档案48390件。移交后,中央、国务院交办的有关中央机关房产管理问题,由国管局会同北京市房管部门负责协调。1955年11月,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成立,国管局原房管处全套机构和人员转入该局,专门管理中央级各机关房屋。自此,中央机关房屋管理工作由北京市负责,直至1962年6月国务院设立国家房产管理局、开启中央和地方共管的新模式。

1955年,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成立,负责中央机关的房屋管理和修缮。1956年起,修缮费采取“全额管理、差额补助”的办法,除北京市所收的中央机关宿舍租金专作修缮使用外,其不足部分由财政部拨专款补助,拨交北京市掌握开支,年终向财政部专案报销。

1955年下半年,北京市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把对北京市的私营营造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交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办理。北京市建筑工程局随后开展对北京市营造业的调查工作,于10月14日,提出《本市私营营造业和水暖业目前的基本情况》的调查材料,10月19日,提出了《对私营营造业改造的初步意见》。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建工局于1956年1月4日正式提出了《对私营营造业及水暖业改造的意见》,确定了公私合营公司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并对合营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做了安排。《意见》涉及私营营造厂、瓦木作、水暖行共185户,其中营造厂53户,瓦木作69户,水暖行63户。

在《对私营营造业及水暖行改造意见》中,建工局根据私营营造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按三种不同类型实行不同的改造方法。一、对经营作风坏,资不抵债,无法继续维持的予以淘汰。被淘汰户从业人员原则上由建工局吸收,经一定时期的训练和改造,再适当分配工作。这部分共 81户,其中营造厂37户,瓦木作19户,水暖行 25 户。二、针对规模小、资金少、地区性大的瓦木作、水暖行,按区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担负市民房屋的修缮任务。同时提出这类手工业合作社由市房管局和手工业管理局分别管理。这部分共74户,其中瓦木作50户,水暖行24户。三、对于规模较大的营造厂及水暖行组织公私合营,由建工局成立公私合营专业公司,根据国营公司的管理制度对合营后的企业实行全面领导。公司在任务上由建工局视其具体情况分配一部分外,主要担负机关、团体、学校的一些小型建筑及临时性工程,各区的修缮队和修理站,只担负一般的小型的修缮任务。

棚铺的合并亦由建工局负责,1955年间营造业同业公会已开始组织联合起来接受任务至1956年4月,北京席棚业共114户,除郊区4户外,其余在市区的110户已全部申请合营。建工局对席棚业采取统一管理分区经营的方针进行生产改组,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按区集中成立6个席棚营业所,担负本区或其他附近地区的任务。公私合营建筑公司设席棚管理科,领导营业所工作。

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维修保护故宫古建筑群,成立“建筑历史研究室”,重点研究明清建筑及维修工艺,即现在“故宫博物院古建管理部”之前身。其实,这项摹拓彩画的工作,早在1956年以单士元为主任的建研室成立后就已开始了。两位彩画老先生就是那时被单士元以临时工名义延聘到故宫来的。何文奎原是南城九龙斋画店的著名画工,张连卿原是鼓楼文翰斋画店的著名画工,两人来到故宫后,单士元就安排他们从故宫现存彩画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彩画,带领建研室及工程队一些人一一实测,按比例缩小尺寸,照原色摹绘出来。作为重施彩画工作的第一步,单士元首先安排何文奎、张连卿两位老先生带上一些工程队年轻工人,把太和殿内檐彩画摹拓下来,作为重施外檐彩画的依据。张德才的父亲张连卿,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故宫“十老”之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文翰斋佛像铺出徒,后来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裱糊匠。清末民初,社会上没有彩画铺,彩画匠都出自油漆局和佛像铺。1953年,在单士元广纳古建贤才之时,张连卿带着儿子德恒和德才,一起来到故宫稳定下来。刚来的8年里,张德才跟着父亲画了几百张彩画小样,这也是单士元的提议:一个个大殿走遍,把彩画拓下来,然后缩小复制成“小样”保存,为有朝一日的彩画修缮提供原始依据。

1956年1月,文化部决定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更名为古代建筑修整所,办公地点设在沙滩原北京大学红楼。机构设置有办公室、工程组、勘察研究组、资料室、人事组,共有员工73人。古代建筑修整所由俞同奎任所长,姜佩文任副所长,聘请朱启钤先生为顾问;黎辉、何良弼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祁英涛任工程组组长,杜仙洲、纪思先后任勘察研究正、副组长;俞同奎兼任资料室主任,张思信任人事组长;1955年成立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共党支部,书记由张思信担任。

1956年古代建筑修整所组织“古建筑技术研究小组”,请路鉴堂老技师讲述大木操作工艺,并将其整理成文字。当时参加小组的有井庆升、陈继宗、单少康、张中义四人。路老师每次讲后,经小组讨论并综合各人笔记,整理成文,曾在当时内部刊物《古建筑通讯》1957—1958年多期刊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做法在师徒中采取“口传心授”,清代则例中对于方法技艺、制作经验的条款也并不多,使得建筑做法对于大多数局外人来说都深讳莫测,相关研究也非常困难,对关键部位做法的阐述堪称“解密”。这部分研究工作是清代官式建筑中最实实在在的部分,成果来之不易。

1956年9月,古代建筑整修所的内部学术刊物《古建通讯》创刊,后于1958年8月更名为《历史建筑》继续发行。杜仙洲先生与纪思先生先后担任该刊物的主编。刊物中收录了古代建筑整修所工作人员在调研、修缮工作中的总结、体会和思考。该刊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刊较早的古建筑研究专业学术期刊。

王仲杰1956年进入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工作,师从彩画界匠师刘醒民绘制彩画小样,还参加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明式彩画)》专集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绘制工作。

到1956年的1月底,北京市的私营营造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已基本完毕,成立了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隶属于北京建工局。划归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的共238户,其中,私营营造厂53户、水暖安装68户、电气安装4户、席棚队109户、凿井队4户(其后,凿井队在生产改组中划出北京建工局);公私合营的私营营造业,从业人员共计1320人,其中,劳方人员982人,资方人员338人。

从1956年1月成立到年底,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共接受施工任务22万平方米。1958年,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全国农业展览馆。这项工程标准高,结构和装修复杂,是体现中国传统形式的多功能建筑群,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公私合营公司以10个月的时间,于1959年9月以优良的质量竣工交付使用。

随着建工局组建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公司,房管局开始针对瓦木作、裱糊、油漆行业进行调查,并于2月11日提出归口意见,要求将瓦木作并到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其原因在于瓦木作油漆局等行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承做中央系统各机关房屋的较大修缮和零星添建,只有小部分为居民服务,由建工局归口改造的营造厂,过去大部分也是承做中央系统各机关的小型添建和较大修缮工程,因此可将三个行业一并归口改造,负责各机关的小型添建和较大修缮工程。而建工局方面认为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主要业务是小型新建,不能接受对该行业归口改造。在此期间,建工局提出建筑业的分工,即由建工局方面,负责新建工程,房管局则以修理工程为主,附带小的新建工程,对此房管局表示同意。建国后建筑业针对房屋新建与修缮的分工就此确定。

随后房管局拟定业务改造规划,将瓦木作、油漆局及裱糊铺并入。业务上在各区设立营业所进行管理,集中经营,并按工种设立生产队,保持原来营业特点,并利用原来商号地址作为基础,每区设立若干营业点,专门对外承揽工程,担任各区及临近郊区机关、企业和市民房屋修缮油饰和小型新建工程。同时组织公私合营修缮工程公司,领导以上企业。全市共设七个营业所,共并入瓦木作、油漆局,裱糊铺共172户,其中瓦木作58户,油漆局 98户,裱糊铺6户,人员467人(其中资方234人,劳方232人),临时工3033人。

1956年12月,北京市机关房屋管理局改为北京市房屋建筑管理局,原机关房屋管理局管理的中央88个行政办公、宿舍用房361.1万平方米移交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管理。房屋修缮除大型工程由市房地产管理局下属的修建公司承担外,一般修缮由各区房管处管理,租金折抵修缮费,不足部分实行差额补贴。

1956年正式建立了北京建工局技术定额研究站。当时,除各公司留下的必要人员外,集中在定额站的定额人员最多时曾达50多人。从1956年定额站建立到1984年并入北京市建委组建为建筑市政定额站期间,其历任领导人员的顺序是:魏庆昌、张怀乐、郑世荣、张国芳、王术岚。其承担的任务,开始时,以技术测定的方法搜集、整理、积累定额资料,以制定劳动定额为主,逐步扩展为制定施工定额(即劳动消耗、材料消耗、机械施工三位一体的定额),进而再扩展为编制设计预算定额和材料预算价格为主。

1957年1月,北京市园林局根据颐和园、北海、香山公园一些古建筑的维修需要,将颐和园古建修缮队并入动物园工程队,成立“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并从颐和园、北海调入多名瓦、木、油漆彩画、架子工充实力量。同时根据生产任务成立油画队、加工厂,职工人数也发展到236人,其中技术工人有130人。1957年7月,起又负贵安装北京市内多处古建筑避雷工程。1958年后,修建工程处开始由新建转向以古建维修和新建并举,承接颐和园长廊修缮油饰工程,景山万春亭、观妙亭、周赏亭、辑芳亭、富揽亭及绮望楼修缮。

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的技术传承有完整体系。涉及瓦、木、油、彩画等诸多方面。木作方面,老一辈匠师有木作头牌张忠和、陈维汉、张瑞泽、潘海深、徐文彬等。年轻一代则有赵金玉、郑晓阳、王永刚、张保忠、于永茂、孙长志、李春洁、王瑞成、刘占山等。张忠和曾师承原兴隆木厂木作掌线杜伯堂,收陈维汉为徒,后陈维汉收刘占山及郑晓阳为徒。

1957年1月并入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的油作匠人有,苑维新、崔士敬、崔占峰、杨树海、梨文厚、高凤章、董石印、张松山、安福忠、李德方、曹春义、李宝林、许福庆、郭广浮等。油漆作方面有著名油漆作匠师张官箴、李福田、赵立德,赵立德建国前曾在前门外“益泰合”油漆局学徒,建国后创立“前进油漆局”并任经理。1953年后开始在颐和园从事油漆工作,进入园林古建工程公司后培养了很多油漆作方面的技术人才,王殿贵、刘玉明、楚怀盛、郭广成、李新计、刘进考、范殿福、曹洪义、刘志强、马合义、孙炳堂、王清华、李淑红等成为骨干力量,尤其是王殿贵、刘玉明、楚怀盛、郭广成四人,更是其中佼佼者,被称为赵立德手下的“四大支柱”。王殿贵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赵立德,以通灰过板子最为拿手,曾先后担任油画队副队长、队长,刘玉明在解放前曾拜名师程德海学艺,系统学习了油漆作,后跟随赵立德学习油漆作技术。郭广成自20世纪40年代就拜赵立德为师,后跟随赵立德修缮颐和园,在技术上最拿手的是“皮子活”。褚怀盛在早期即跟随赵立德,多年来负贵料房工作,以熬制灰油、光油、金胶油技术最为拿手。李新计是赵立德徒弟中比较小的一个,贴金技术最为优秀。此后,赵立德的徒弟又培养出第三代技术人员,包括宋金龙、冯丽珠、朱启珍、李海先、郭维合(郭广成之子)、高秋妹、曹琍霞、刘燕平、英淑君、王智、王斌、崇德山、李文友、褚玉军(禇怀盛之子)、范海洋、马元龙等。

彩画方面,有线法创新大师冯义、六场通透的老画师李福昌、宋长福、李作宾、王振江、硬抹实开人物绘画大师孔令旺、郑守仁、线法大师张举善、高彩匠冯庆生、杨继民、冯毅、冯世怀、王振生、美人张张锡龄、李森贵、许殿魁等多位匠师。其中李福昌很早即在颐和园工作,对很多彩画了如指掌,并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彩画图案的运用上独具匠心。1973年,他与宋长福参与《北京公园古建筑修缮彩画工艺手册》的编辑,不仅亲授技术经验,更亲自绘制多幅精美插图。李作宾早年在寺庙拜师学艺,先后接触很多绘画高手,学到了很多绘画技巧,得到了真传,并先后画墙皮画、抓泥胎、塑佛像,积累了独具特点的绘画手法。这些老匠师在常年的工作中,又培养出油画全能画师秦书林、王忠褔、优秀画作工长王洪、山水绘画标兵罗德阳、张京春、牡丹杨杨翠萍、花鸟绘画新秀马玉梅、线法绘画新秀包一建、人物绘画状元陆弘、桃柳燕绘画新秀张玉兰、人物绘画后起之秀张民光、李燕肇等多位彩画匠师。

瓦作方面,老一代瓦作匠师有“两大姓”之说,即李姓和周姓,李姓师傅中有亲兄弟李庆林、李庆增、李庆坡,以及叔伯兄弟李庆银和他的内弟刘清元、外甥马增德及徒弟李振麒。周姓匠师中有周学昌、周学敏、周学凯、周绍德、周继华。其中周学凯精通叠山工艺,旱年随叠山名师何东华、韩建伟等人学艺,80年代后先后参加香山饭店庭院、双秀公园、紫竹院筠石园等叠山工程,其徒韩树松、夏志英、全振山、庞建明曾获“园林古建叠山名师”称号。此外还有劳模匠师于春和、瓦作老班长李克祥、琉璃活大师崇俊福、王玉璋、资深瓦作大师孙祖培、砖雕大师安德厚、砖雕大师张树义、孙墨林、宋建志、周久泉、惠志涛等。这些瓦作匠师培养出薛玉宝、胡国明、张顺来、杨宝生、孙源、田宝生、卢立辉等瓦作方面的技术人才,有的已经成为项目经理等管理人才。

搭材作方面,有“打牮拨正扎彩大师”顾永林、“北京唯一的架子工”徐文奎、张炳全、王文江、李春林、张国维、张长柏、马广德、席大棚,以顾永林最为著名。顾永林1952年至1953年曾在北京益兴棚铺学徒,1953年进入颐和园工作,1956年进入园林古建工程公司,先后参加北海积翠牌楼、五龙享修缮,颐和园五方阁、画中游修缮小西天观音殿修缮,颐和园佛香阁修缮,北海白塔修缮天坛神乐署修缮,故宫太和殿修缮,天坛祈年殿修缮等多项工程。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五)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3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制定了《一般土木建筑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范》,这是北京最早的建筑技术规范。前言中提到,北京市各建筑单位在施工中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施工技术规范,所以操作规程不统一,工程质量亦无一定的衡量标准。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成立以后,为了迎接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保证提高基本建设的工程质量,统一施工操作规程,拟定工程质量标准实有迫切的需要。

由于客观需要迫切,编订的时间不充分,所以这部施工暂行技术规范的内容是不够丰富的,暂时分为五篇,第一篇基础工程,第二篇瓦作工程,第三篇木作工程,第四篇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第五篇其他工程(包括油毡工程、油漆工程、玻璃工程、白铁工程)。

1953年,北京建工局成立后不久,在局技术处主持下开办了标准定额人员(简称标定员)培训班。培训结业后,各施工企业都建立了少则7—8人,多则十几人的标定队,在局统一步署下结合各企业的要求,对工人的技术操作进行查定。

1953年2月23日,为了加强对建筑工程的价格管理,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联合颁发了《1953年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暂行规定》和《1953年华北地区房屋建筑建设取费定额暂行规定》。此后,建筑工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逐年颁布建筑工程设计预算定额、建筑工程间接费用定额等文件。

1953年3月17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公有房屋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公房的修缮,以安全为主,保养为辅,并有重点地进行改善”。“根据经济条件和房屋情况,按年制定修缮标准和修建计划。对收租公房,按规定标准修缮;使用者如需超出规定标准的修缮,经市房地产管理局同意后,可自行出资办理,但不得要求补偿和折抵租金。”

同年11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公房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对房屋等级和修缮范围进行修改。甲等,新建正规性建筑,基本不进行一般修缮工程;乙等,建造年代虽远、结构坚固的较高级建筑,有重点地进行油漆粉刷及改善设备;丙等,原结构设计坚固合理、院落整齐宽敞的正规性房屋,可进行较全面维护和适当改善;丁等,建造年代较远、已经陈旧或有毁损的正规性房屋或结构简陋的房屋,以整修为主或做局部性维护;戊等,原结构设计不合理的、地势过洼存水无法解决的、房屋简陋程度与所在地不相称的、布置过分紊乱的三间以下畸零房屋,以局部加固或支顶方法保证安全,一般不进行维护与改善;己等,凡戊等房屋非经大部整修或翻建,不能保证安全者,可计划拆除。根据房屋等级,修缮工程分为拆除、翻建、增建、整修、维护,改善六类,以后演化为大修工程(翻建、挑顶、拆砌房墙)、中修工程(对房屋结构、装修、设备进行局部整修)、零星维修(对房屋装修、设备出现的零星损坏和故障进行修复)。

1953年5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管房数量增加,修建施工任务加大,市房地产管理局组建修建工程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修建工程处从河北省蓟县、宝坻、武清、昌黎等地招收农民合同工400多人。年底,长期工有1200多人,临时工1000余人。

1953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建设局园林事务所与公园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人民政府园林处,工程队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处工程队”,隶属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处。办公机构设施工组、总务组、人事调配组、财务组、材料机具组,生产班组设木工班、瓦工班、油工班、练习班、壮工班、勤杂班。1953年设计施工动物园多项工程,为公园新建温室,承接紫竹院公园、北海公园、天坛公园等多处园林绿化工程。

1953年,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任命孙竹文为修建科科长,王权、张光斗任副科长。孙竹文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南下到了河南南阳,在公安局工作,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于1952年把他调了过来。张光斗则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1953年夏季,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合并后改称警卫局,又称公安部第九局。管行政事务的是警卫局五处,处长是田畴,副处长是毛维中、席朋祥、王涵萍。五处成立后,修建科就被取消了,另成立了一个中南海修缮队,但这是个内部的名称,对外叫中南海工程处, 这样叫据说主要是为了便于与外界打交道。中南海修缮队的直接负责人是孙竹文。

政务院房屋管理委员会时期(1953.05—1954.12)。1953年5月房委会改组更名后,负责中央级各机关住用房审核、建设、分配、收租、修缮等事宜,远超出原来的业务范围。中央级各机关指定专人掌握本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人、房情况,接受房委会业务指导。房委会下设秘书科、调配科、管理科、修缮科等,编制由几十人增至160人,由齐燕铭担任主任委员。当月,政务院领导决定,房委会办公室的人事、财务工作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

政务院房委会改组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此前重在解决集中问题,此后重在解决统一问题。1953年,中央机关在和平里新建的5000间房屋竣工。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向齐燕铭提出,在和平里设房屋管理所,试行统一管理。

至1953年12月,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古建科正在修缮及已完成的工程包括:天安门、雍和宫、灯草胡同、北海天王殿、衍祥门、颐和园、故宫红本库、实录库、广济寺、东四清真寺。施工队伍力量包括长期工395人,基本工158人,临时工215人。

1953年12月,建筑工程局向北京市政府提出,由于古建工程性质不同,大部分工人亦不能与新建工程相互调剂使用。经常形成窝工浪费,加之公司力量有限,对古建工程感到无法经营,提议将古建科移交房管局领导,因一些古建筑产权大多系房管局所辖,工程进行方便。对此北京市房管局的意见是,房管局的修建工程属于一般修建,与古建性质亦有不同古建修建需油工画工甚多,一般修建工程所需油工画工数量较少因之互相调剂也有困难,如任务较少或不经常,势必同样造成窝工浪费,且大部分古老建筑如坛庙、宫殿、万寿山等属文整会或园林处等单位管理,不属于房管局管辖。随后建工局提出如房管局接收有困难,古建科仍可由建工局管辖,但为了不影响新建工程任务,今后该公司不再承做古修工程。1954年8月又提出可专门设修缮处。同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做出批示,古建工程仍由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办理。

1954年1月,齐燕铭主持召开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首都中央级各机关公房管理试行办法和租金、修缮、使用这三个标准,从制度层面固化了“以租养房”原则,构建起“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新机制。

1953年下半年起,中央机关房管工作开始逐渐由中财委向管理局转移,管理局业务范围“增加中央一级各机关的经费管理、房屋管理”等。当时对中央机关房屋管理应何去何从,意见存在分歧。房委会办公室认为房管机构应走向独立,于1954年2月提出在委员会下设房屋管理局。管理局则认为,“中央一级行政用房管理工作仍由管理局管理为宜”。为理顺关系,齐燕铭宣布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划归政务院管理局领导。

管理局开始探索管理中央机关房产业务,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启动复兴门外政务院机关宿舍工程,二是建议撤销房委会。经批示同意,政务院房委员会会议同意撤销房屋管理委员会,并就中央一级机关在首都的房屋建设与管理的分工作出安排。房委会办公室与管理局房屋管理处合并,房产管理纳入机关事务管理范畴。

更名前后,政务院房委会共存在了5年多。它采取接管、没收、租买、新建等方式,给地方政府驻京机构及外国驻华使馆等解决了大部分住房问题,为建国初期缓解首都严重的房荒问题作出了历史贡献。

1954年1月,齐燕铭主持召开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首都中央级各机关公房管理试行办法和租金、修缮、使用这三个标准,从制度层面固化了“以租养房”原则,构建起“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新机制。

1954年1月,成立“北京市政府园林处工程大队”,下设建筑工程队和园林工程队。

1954年起,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负责组织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物资管理局、建筑设计院、建设银行、劳动局等有关单位参加编制了北京地区材料预算价格、工资单价、单位估价表等并公布执行,作为建筑安装工程设计预算编制的标准,改变了过去各企业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局面,使工程造价水平不一的现象有所控制。

1954年3月,市房地产管理局修建工程处在河北省青县、河间等地,通过考试招收农民合同工500多人。合同工一般在每年4月~10月施工,冬季返乡,家在城市的零散工参加冬训。

1954年4月9日,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修缮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则》,6月15日制定《修缮工程暂行质量标准》,作为统一房屋修缮方法和工程质量的依据。是年,直管公房18.6万间,建筑面积265.79万平方米。共修房7万余间,其中解除一般危险的房屋3939间,拆除、增建、翻建6760间,约10.14万平方米。修缮投资279.3万元,修缮间数占收租间数的39.86%,占房租收入的41.29%。当年平均每平方米房屋修缮费1.66元。

1954年10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设立房屋管理处,负责机关行政单位的办公和附属用房及宿舍的管理、基建、调配、修缮。并规定修缮费为每间每月3元(包括大修、维修)。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其所属的三个施工队和中南海修缮队负责中直机关房屋管理和修缮。

1954年,单士元开始担任故宫古建部主任。面对故宫这座年久失修的古代建筑杰作,如何做好保护与修缮呢?故宫没有专门的修缮技术人员,只能请社会上有手艺的工匠来修。工匠之间多是父子、兄弟关系,每天早上结伴而来,当天晚上干完活结账,干得好的,管事的就让第二天再来,这就是清代宫殿维修的惯例。单士元认为,修故宫是门手艺,靠的是师傅口传心授,徒弟的虚心学艺。这种人员流动频繁、管理松散的用工形式不利于故宫的修缮和保护。于是他将京城各大营造厂的管理者和台柱子请来,一起商讨新的办法。

在单士元的召集下,许多知名匠师带着徒弟们来到故宫,成为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工程队工人。这种做法既照顾到故宫维修的需要,又解决了匠师们的谋生问题。从此,故宫就留住了一批手艺高超的工匠,能够自主完成古建修缮中的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搭材作、裱糊作等传统技艺。之后,故宫又从复员转业职工中,选拔出一些优秀青年拜老工匠为师学习技艺。几年下来,在单士元的领导下,故宫积蓄了一批匠师,成立了北京市第一家隶属国家文物部门的传统古建工艺技术工程修缮队伍,不仅能承担宫内的修缮任务,还能作为专家协助兄弟单位开展业务。这些技工大部分来自当时北京地区的营造厂,其中享誉一时的“故宫十老”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木作:杜伯堂,马进考,穆文华,张文忠;瓦作:周凤山,张国安;油画作:张连卿,何文奎;石作:刘清宪,刘荣章。

故宫工程队成立后,将有技术的工匠固定下来,一方面负责院内修缮工程,另一方面也承担起技术传承的任务。瓦作、木作、油饰彩画、搭材作等各方面,均有充足的人才。同时随着修缮工程的进行,单士元还不断通过工程队的工匠向社会上寻访更多的技术精湛的匠师,并亲自授意他们教带徒弟。

木作方面,有杜伯堂、马进考,谢本正,张文忠、穆文华、脱和温、赵增德、刘文忠等老一代工匠,又有李廷华、刘德惠、希景香、安海、赵崇茂、戴季秋,翁克良、李惠林、李惠海、穆全(穆文华之子)等年轻一代。瓦作方面,陆续招来张荣立、周凤山(周玉福父).朴长泰(朴学林父)、朴学林、文荣光、张国安(邓久安师)、徐长恒、邓久安、王友兰。石作方面,有刘清宪、刘荣章,均为曲阳石匠高手,原在鼓楼一带开有石作,手下还雇有工人,故宫博物院方面寻找有经验的石工时,将他们招入故宫。架工方面,有金铁民,雷志勇,韩长海,王琛,张春,高万山、王才、王友等。油工方面,有代茂廷、张庆林,张广山,于承旺,戴文进、赵发起等。据戴文进回忆,他原在鼓楼东大街“隆顺”油漆局学徒,当时鼓楼东大街曾有“隆顺”“明顺”“天顺”三家较大的油漆局,1953 年时,隆顺局曾参与故宫博物院隆宗门油饰工程,后参与景运门工程,1959 年进入故宫工作。于成旺是“明顺”油漆局工人,擅长做贴金、大漆。画工方面,有张连卿、何文奎、张德才(张连卿子)、张德恒(张连卿子)等。张连卿和何文奎是北京著名彩画匠师,张连卿曾为鼓楼大街“文翰斋”画师,曾参与万法归一殿复制工作,在1953 年由单士元请入故宫。何文奎为南城“九龙斋”画师,曾在溥心畬府上做代笔。其后,单士元指定张德才跟随何文奎学习彩画。

1954年7月,故宫博物院修建处成立,下辖设计科与工程科两个部门。修建处处长由郭书元担任,于倬云任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蒋博光任设计科副科长,设计技术人员包括傅连兴、张甥同赵辉、金悟先、李保国、齐银成;工程科科长赵善鸣,副科长窦茂斋,施工管理与技术人员包括杨勇德、孙忠杰、冯夷修、李芝云、李增祺、白春林、王玉顺、白金贵、朱荣卫、傅馨久、刘志光、胜德利、邓永才、叶世臣、李树荫。修建处仍为院内行政管理编制,在具体的工程运行中仍有颇多限制,体现在材料供应不及时和工人队伍不稳定两个方面。为此,1955年12月2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忠超向文化部文物局递交报告,提出将工程队改组为企业管理,以便在材料调配与技术人员培养上能够有计划地进行。1956年1月18日文物局批复,同意实行企业管理。

在1954年,曾经为清代皇家烧制琉璃砖瓦,并在民国至建国初期一直为古建筑修缮工程提供琉璃砖瓦的门头沟赵家琉璃窑收归国有,并属文化部由故宫博物院代管。

1954年,为了推行计件工资制,在北京市劳动局的指导和参与下,北京建工局编制了第一部《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其内容除新型建筑工程各工种的劳动定额外,同时还编制了古建筑工程的石、木,瓦作和油漆、彩画等工种的劳动定额。

1954年,在建造怀仁堂大礼堂的斗栱、飞檐翘角时,孙永林的受业师傅之一,国内著名的大木作师傅张大锁,向孙永林传授了翘角飞檐的诀窍。这一次口耳相授传艺时,张大锁不许别人参加,在工地上只留下三个人,张大锁本人、孙永林和施工队的书记。“上青下白,三匀五撒,指东说西,深浅轱辘把,宽窄一道线”如今,大木作这些纷繁复杂的算法和拗口的口诀,一起写进了孙永林讲课的教材里,并在他的专著《古建大木装修》中得到进一步讲述,配以详细的图解和说明。

在房屋管理工作移交北京市前,管理局主抓了几件事。

厘清职能边界。1955年1月,管理局房管处提出了中央级政府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用房与企事业用房划分的规定(草案)。5月,管理局将不应属于该处业务范围的工作划了出去。

充实机构人员。1月,新组建的房屋管理处组织编制及业务范围职责(草案)提出,设处长室、计划科、工程管理科、房屋管理科、房屋修缮科、人事科,编制75人。

视房产为资产。6月,管理局印发《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实行办法》,将“土地房屋及建筑物——包括房地、园地、办公室、宿舍等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等纳入固定资产,对资产清查、统一管理作出规定。

1955年1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机关修缮工程队(干部87人、工人500人)划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屋管理处领导,以中南海怀仁堂及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用房和宿舍的修缮为主。

1955年2月,北京市政府成立园林局,撤销园林处,原园林处工程大队更名为“北京市园林局工程大队”,同年7月,林工程队与苗圃保养队合并,撤销原工程大队,恢复建筑工程队建制。1956年3月,建筑工程队划归动物园,更名“北京动物园工程队”。1955年后,除继续进行动物园工程外,开始承接颐和园、香山公园、五塔寺、紫竹院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处的零星修建工程。

1955年初,根据在推行计件工资制过程中出现的工程质量粗糙、材料浪费等问题,确定在修订劳动定额的同时,编制《建筑工人操作规程》和《建筑工程材料消耗定额》(包括古式屋面工程、古式木作工程、古式油漆工程、彩画工程),使产量、质量、消耗交圈对口,以减少实行计件工资制中的弊端。

1955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先后发布了《木结构操作规程》《木装修操作规程》《砌砖操作规程》《抹灰操作规程》《钢筋操作规程》《混凝土筋操作规程》《模板操作规程》《白铁操作规程》《架子工操作规程》《石工操作规程》《玻璃工操作规程》《油漆操作规程》《古建彩画操作规程》,其中《古建彩画操作规程》的编者为方足三。

1955年6月劳动定额吸纳了操作规程和材料消耗定额的要求,对原定额进行了修订、补充,产生了1955年《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

1955年2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在修建工程处的基础上组建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1963年改为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公司),主要承担各类房屋设计、施工与修缮任务,有职工3300余人。

1955年3月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即是由老匠师刘醒民主持绘制的“彩画小样”。本书由林徽因先生作序,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刘醒民、王仲杰(中国古建彩画界的泰斗,故宫博物院古建彩画专家)编集。此书内收中国古建筑图样36幅,由北京彩画界老艺人刘醒民、陈连瑞等按照清乾隆时期以后的彩画规制绘制,可谓包括了清代建筑彩画图案的精华。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四)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2年初,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总建筑处。总建筑处由军委总后勤部营管部部长宋裕和任主任,中直修办处主任范离任副主任,下设直属设计院和直属工程公司两个单位。设计院为中直修办处设计室扩充而成,其后发展为中央建筑工程部设计院。

在1952年春,为了急需修缮景山后雁楼工程,决定由文物局、文整会、故宫博物院抽出技术、财会、采购、定额预算人员组成自营施工小组,开创了故宫古建筑大修工程,从发包改为自营的先河。接着,体仁阁的大修工程、皇极殿工程,均由文整会设计,故宫工程队施工,解决了故宫古建筑修缮中的施工力量问题。

同时,1951年至1952 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使得私营营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一些营造厂商因为承包工程中产生的问题被勒令停业整顿。1952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提请保留私营营造厂180家,裁撤153户营造厂商(其中营造厂135户,瓦木作18户,北京市私营营造厂商的数量锐减了46%。而此时正处建国初期,很多单位都在进行建设活动,未关门的营造厂商的修建任务自然繁重起来。

1952年4月28日,中直修办处的建制正式宣告撤销,所的施工建制并入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公司由中直修办处和中央各单位所属在京一些建筑单位如中国民用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建筑公司、中南建筑公司、军委总后勤部直属工程处等14个建筑单位合并组成,由彭则放、许东、董文兴、陈秉辛等负责筹备组建。

1952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合并,成立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

1952年,为合理保养房屋和制定修缮计划,以整体房屋为标准,将公房分为五类,作为确定修缮工程和修缮范围标准:甲类,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正规性建筑和永久性建筑;乙类,新中国建立前所建并未毁坏者;丙类,一般房屋健康正常可保安全者;丁类,必须挑顶、拆砌等方能保证安全者;戊类,应拆除另建者。年底,直管公房12.3万间,建筑面积174.58万平方米,其中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收租并负责修缮管理的161.53万平方米,不收租自住自修的13.05万平方米。当年修缮房屋62774.5间,修缮投资268.5万元,修缮间数占收租间数的57.12%,修缮费占租金收入的57.2%。

1952年9月,文整会为故宫清史馆大库工程进行招标工作,起初委托北京市建筑公司承办,对方因任务过多,不能接受委托,因此只得进行招商比价。但“电话通知私营营造厂十余家,都以他处工程尚未完工,达到建设局规定承办范围,不能再接受新工程,最后找宝恒尚能接受。”最终文整会与宝恒营造厂达成协议,签订工程合同。

1952年9月,故宫院内机构也再次进行调整,撤销办公处成立行政处,原工程组改称工程科,归行政处领导。工程科内增加专门负责古建修缮设计、绘图、施工管理人员。工程科科长为转业营长赵善鸣,工程师为于倬云,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人员有蒋博光、傅连兴、张甥同、赵辉、冯夷修、李芝云、葛效先、李凤吉、杨勇德、刘兆德、白金贵、傅馨久、胜德利、刘志光。工程组雇佣的临时工数量也达到300余人,工种包括瓦工、木工、油漆工、彩画工、扎架工、石工、大锯工、壮工。这时的修缮施工队伍,既有工程科的有力领导,又有一定数量的施工管理人员,而主要技术工种也已齐全配套,这就为建立正式的修缮施工队伍创造了条件。

1952年,为排除天安门城楼因年久失修造成的安全隐患,国家决定对天安门进行大修。为集中古建力量,搞好这次大修,当时市政府有关领导指示北京市建筑公司组织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部第三工程处(人们习惯称它为“古建三处”)。其基本队伍为专营古建筑的公私合营永茂建筑公司。之后,为扩充技术力量,又从全市各工会招收了600-800名技术工人,组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古建修缮队伍。这就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的前身。

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担负起了北京文物古建筑的修建任务。天安门大修工程以后,又先后进驻雍和宫、故宫、中南海、太庙、白云观、颐和园、北海、广济寺、白塔寺、潭柘寺、香山八大处、孔庙、国子监等古建筑群。这支队伍归入二公司后,继续对北京市文物古建筑进行修建,这期间所搞的最为有名的工程即: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和天坛祈年殿的落架大修工程。

1952年的天安门修缮中,有五位工匠承头,分别为木工张兰亭、瓦工吴耀庭、石工卢连生、油画工张世杰、张世林。

房修二公司木作方面,则有王德宸、孙永林、郭书考、于春贵等。培养出如马炳坚、郑彦章、万永海、张三来、汤崇平等木作方面的著名匠师。王德宸在建国初期加入古建行业,跟随著名大木匠师张兰亭学习,参加过中央党校牌楼修建工作及香山等处工程,作为技术骨干之一参与 1969年至1970年的天安门大修工程。马炳坚、郑彦章均从王德宸学习大木作。孙永林早年曾随其父学习大木工程,曾入天顺木厂学徒,建国后进入古建处工作。

房修二公司老一代瓦作匠师有尤贵友、孟有信、徐学勤、孙占山、关双来、关双全等。尤贵友,1929年生,1945年在公兴顺木厂学徒,50年代初到北京市建筑公司工作;孟有信1921年生,外曾祖父陈亮与外祖父陈文俊均在前清参与过皇家工程,孟有信14岁时拜史常聚为师,1951年加入永茂建筑公司;孙占山,1928 年生人,14岁时开始在祥利营造厂学徒,1950年参加永茂建筑公司。此外还有关双来、关双全、徐学勤等著名瓦作的匠师。彩画作方面,有李紫峰、李巨贤、郑书本、陈仓、李振云、周福等老一代画师。

自1949年至1953年,房屋管理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接管、没收、租买、新建),先后给驻京各级政府机关等解决了大部分的用房问题,使用面积共800多万平方米。修缮费每间每月按7元标准开支,修缮任务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机关修缮工程队承担。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是承担北京市古建筑修缮的另一支技术力量。建国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公园和风景区进行较大修缮与建设。为了统一的有计划的进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较大的修建工程,经北京市人事局批准,于1952年底在西郊公园挖河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工程队”,承担公园管理委员会所属单位的基本建设和属于基建的修建工程。时工程队下设工务组、材料机具组、总务组、财务组、人事组,有工人129名。

1952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旨在为全国各地培养古建筑修缮人才。此后,分别在1954年、1964年和1980年举办了第二至四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杜仙洲先生在培训班中承担了教学和教务工作。根据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张家泰、杨宝顺、杨焕成回忆,杜仙洲先生同罗哲文先生、李昭先生一同在第三期培训班中担任副班主任,并和罗先生一同负责教务工作。杜仙洲先生主要负责“木结构建筑基本名词术语”“中国木结构建筑构造”“宋式与清式建筑结构主要名词对照表”“明十三陵介绍”等课程。在课程讲授中,杜先生编写的建筑结构部分,不仅在上、下篇中分别讲述了‘宋代的法式制度’与‘清代的法式制度’,而且为说明宋、清重要结构的不同,还设计了‘宋、清斗拱比例对照表’等13项对照表和权衡尺寸表,为学员学习与运用提供了便利。

1953年1月19日,为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市城市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属的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市房屋建筑行业的政策法令和统一工作制度,领导所属企业和附属单位承担北京市的建筑任务。同年3月1日起,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和北京市建筑公司合并,组成北京市建筑工程局。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由公营永茂建筑公司的一部分和新生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合并为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处之后,又与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的4个工地合并,于1953年1月组建而成,隶属于北京市建筑工程局。1953年公司成立时,公司机关设有:办公室、干部科、保卫科、财务科、工具科、劳动工资科、计划科、运输科、生产技术科、材料科、古建科、预算合同科、监察科、宣传科、组织科等15个职能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其中古建科延续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三工程处的古建修缮工作。

1953年初,故宫博物院成立古建队,开始承担古建修缮工程任务,当年对皇极殿、宁寿宫、隆宗门、体仁阁、乐寿堂、养心殿等修缮、油饰。自此除重点修缮工程外,每年有计划地进行屋顶养护,除草清垄,查补堵漏,局部挖补,更砖换瓦,检修构架,油饰柱木,修补门窗等保养工作。

为了稳定施工队伍,经文化部正式批准,故宫博物院于1953年1月27日成立工程队由于编制所限,不可能将大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因此,首先将一批临时工(约70人)改改为合同工,使他们能够长期留在故宫。这样就改变了冬季施工淡季时,将临时工解雇,而春季恢复施工时,再将临时工招雇回来的办法,而是利用冬季施工淡季,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工人进行培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进行备料、砍砖等工作,为来年的施工做好准备。

单士元先生提出的这个重要措施,为故宫的古建修缮工作留下了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摆脱了以往大规模修缮必须依靠营造厂商的限制。而这只施工队伍也能够以故宫博物院为依托,有大规模不间断的修缮工程保证技术的稳定传承,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自营工程比过去私营厂商承包所作的工程,在质量上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与提高。工程队作为一支保护维修故宫建筑的专业队伍,本身也是文物工作者,处在文物保护重要位置和特定环境中,不断接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则和知识教育,普遍具有较强的文物意识,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负贵,认真投入本职工作。此外,同私营厂家另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自营、自作的工程,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千方百计,调动积极因素,为保质、保量、保安全,超额完成任务而努力工作。

张德才的父亲张连卿,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故宫“十老”之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文翰斋佛像铺出徒,后来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裱糊匠。清末民初,社会上没有彩画铺,彩画匠都出自油漆局和佛像铺。1953年,在单士元广纳古建贤才之时,张连卿带着儿子德恒和德才,一起来到故宫稳定下来。刚来的8年里,张德才跟着父亲画了几百张彩画小样,这也是单士元的提议:一个个大殿走遍,把彩画拓下来,然后缩小复制成“小样”保存,为有朝一日的彩画修缮提供原始依据。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三)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1年7月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给中央关于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央指示,于6月11日召开了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到会代表36人,其中建筑工会代表29人,建筑企业行政代表7人,均系各大行政区和大城市的建筑工会工作者及华北、华东、西南建筑企业行政负责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汇报情况,并把各地已经取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研究,找出改革旧建筑业的办法。经过10天的讨论研究,由于到会同志的努力,在各种问题上都找出了一些办法,所起草的几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加以若干修改后,当送请审阅。现在把目前建筑业的情况及会议上提出的整理与改革的办法综合报告如下:

目前建筑业的情况,总括起来,可以说是无组织、无领导、无管理、无计划的无政府状态。无组织不仅表现在工人没有组织好,在472626个工人中,工会会员只有183309人,仅占38.7%;公司机构、工程设计也都没有正规的组织。建筑工程多无施工计划,建筑材料无规格;最严重的是无统一的领导,无人管理,这就产生无制度、无监督、无检查、工人职员无责任心等等情况。还有“无本生意”,有一间房子、一个电话就挂起建筑公司的牌子。在上海有所谓“皮包公司”,有一个皮包,在旅馆租一个房子,就是建筑公司。由此产生投机倒把、偷工减料、不合规格、返工重修等现象,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工人遭受严重封建剥削。

这种建筑事业中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情况,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遗产。革命胜利后,各方面都有了一些改造,而在建筑业中,虽然各地方做了些工作,像东北、天津、太原等地已经或正在纠正混乱现象,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没有基本改变。目前建筑业的混乱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司林立,狼狈为奸。上海有几千家,沈阳有个时期曾达到一二百家(现在减少了),北京有三百多家,建筑材料工厂也多得很,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公司与营造公司勾结,设计时就给营造公司留下了偷工减料的空隙;设计公司与建筑材料厂勾结,从中取利。第二、投机倒把,勾结舞弊。现在建筑业一般采用投标制,由此产生严重的投机倒把、勾结舞弊现象。第三、偷工减料,敷衍塞责。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严重的偷工减料据说有达60%者。工程质量差,返工浪费严重,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抚顺矿务局1950年上半年建筑工程经普遍检查的结果,其中质量有毛病的达半数以上。大同市胜利建筑公司包修雁北地委房子,墙上砖可以用手拔出。北京油漆中南海新华门时,包工头用洋红(3000元一两)代替银朱红(7万元一两),用洋金代替赤金(价格相差一百倍),油漆后不久就变色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很普遍的现象。

第四、层层转包,封建剥削。有的转包到7层,产生许多大把头小把头进行超经济的封建剥削。最厉害的剥削达50%~70%,工人实得只有30%~50%。齐齐哈尔一电工把头以6亿元(东北币)承包的工程,经过几次转包,到工人手里只有2亿元。天津市清管局一次安装玻璃的工程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包,又转包给四家私营营造厂,其中文祥涌一家用每箱工价4万元包下来,再转包给工人时,每箱工价只 1.5万元。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一是投标制,这是造成公司林立,狼狈为奸,投机倒把的根源;第二是转包制,这是造成层层封建剥削和偷工减料的根源。除此外,在建筑业中,甚至在公营建筑公司中都存在着浓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就是专以牟利为目的,缺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作勘察研究,盲目设计施工“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着旧建筑业的改造。

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办法

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整理与改革目前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管理的建筑业的办法,归纳起来有11项建议:

第一,由国家设立建筑工业的管理部门,以加强领导,加强管理。首先在中央及大行政区财经委员会下设立建筑工业管理局,建筑工业比较多的省市亦应设立建筑工业管理局,建筑事业少的可在建设厅或建设局下面设立专管建筑工业的机构,以统一建筑事业的领导。机构大小可以按具体情况决定。

建筑工业管理局的任务我们认为应包括下列7项:一、制定统一的有关建筑事业的法令,规章或通则。二、审査工程计划。三、统一分配国家建设的工程任务,逐步废除投标制。四、管理建筑公司,要制定一套管理规则。五、制定统一建筑材料的规格,指导建筑材料工厂的生产。六、统一管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七、研究建筑技术,奖励建筑事业的发明创造。

第二,设立国营建筑公司。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建筑事业将来要由国家专办,但今天还不能一下办到,国家力量还不够:另外私营建筑公司很多,不可能一下取消,取消了也不行,国家还包不了这么多工程。但国营建筑公司一定要设立,并逐渐扩大,加强国营建筑公司在建筑业中的领导作用。中央各产业部可设基本建设处,在必要时可在处下设建筑公司,但只是为本产业部门基本建设服务,不能向外包工。国营建筑公司应以城市为单位,由市政府统一设立,每一个大中城市至少设立一个,大行政区和省根据需要设立。不能从赚钱的观点出发,而应从需要出发。现在有些机关生产部门搞建筑公司,或与私营建筑公司合营,专门以谋利为目的,应该加以整顿。

国营建筑公司的任务应该是:一、接受国家的建筑任务,逐渐做到国家建筑工程均由国营建筑公司担任。二、领导私营建筑公司,因此要加入建筑业同业公会,在其中起领导和模范作用。

现在各地公营建筑公司,有些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可作各地参考,如北京中直修建处。但中直修建处也还有些缺点,据说也有返工的情况。大多数公营建筑公司缺点很多,基本一条就是没有改变旧的转包制度和把头制度,甚至变成了把头的防空洞。有些为工人痛恨的把头分子又为国营建筑公司采用,并担任重要职务,因此造成业主不满意(由于偷工减料)、工人也不满(由于封建剥削)的现象。我们建议各地公营建筑公司负责同志切实研究一下,如何改变旧的制度(废除转包制与把头制),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办法。工会工作同志应大力给以帮助,不是站在旁边批评,而是以同志的态度与他们共同研究改善的办法。

第三,建议由国家颁布建筑公司管理规则,把公营及私营建筑公司加以整理。建筑公司管理规则须包括下列6项:

(一)要有固定资本。可将建筑公司分为特、甲、乙、丙、丁及营造作坊六个等级。特等资本至少200亿,甲等至少50亿,乙等至少10亿,丙等至少2亿,丁等至少5千万,营造作坊至少500万。大、中、小城市应有所不同,而且也不一定分六等,但是一定要有固定资本。

(二)要有固定的机器、工具设备。规定生产工具设备至少应占资本总额的30%。

(三)要有固定的技术人员,特等公司至少要有50名技术人员,其余各等可适当减少,但一定要有。

(四)要有固定的技术工人。固定工人是建筑业的骨干,没有是不行的。固定工人人数的多少,可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目。

(五)限制包工价值。特等建筑公司可不限制,甲等包工不得超过资本的10倍,其余各等所包工程不得超过资本的5倍。这样规定就可以防止“无本生意”的现象。

(六)招雇工人要受一定的限制。招雇工人必须通过建筑工人调配机关并与工人订立合同,实行合同制。

第四,设立国营设计公司,把建筑业中工程设计与营造分开。在各重要城市中均应设立国营设计公司,受建筑工业管理局领导。各国营建筑公司不另设设计部门。国家工程设计一定要由国家设计公司来担任。

第五,废除投标制,实行工程任务分配制。公营企业进行建筑时,必须报告建筑工业管理局,由管理局指定建筑公司负责包工,或由业主事先与建筑公司接洽好,然后呈报管理局核准。由于目前国营建筑公司很少并不健全,无法立即完全废除投标制,但必须按照国家建筑的需要,逐渐加强国营建筑公司,达到逐渐废除投标制的目的。

第六,组织工地管理委员会,加强工地检査、监督和验收工作,实行民主管理。工地管理委员会由业主、包工公司、工会三方面组成,讨论工程计划和工作进行的步骤及工人劳动条件和奖励办法等问题,这样来加强随时检查和监督工作,才能保证工作质量。

第七,逐渐统一建筑材料规格。本来建筑材料工厂要为建筑事业服务,现在相反,建筑公司多半根据建筑材料工厂的材料尺寸来设计工程。将来要做到基本上由国家规定建筑材料规格,所有建筑材料公司均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规格制造材料。

第八,废除层层转包制,建立合同制。现在层层转包的情况非常严重,建立直接合同制是必要的。合同大约可分为三种:一、营造合同,即业主与建筑公司订的合同。二、集体合同,即工人与建筑公司订的合同。集体合同现有两种:一种是全市性的合同,由建筑业工会与建筑业同业公会签订,对劳动条件等方面作统一的原则的规定,天津和太原已有的经验可以推广;一种是公司与固定工人订的合同。三、工地合同,以工地为单位,由参加工作的全体工人与包工的建筑公司订立的合同。这样以合同的形式代替层层转包制。如有部分工程必须分包出去时,亦应订立合同,免除中间剥削。

第九,废除把头制,设立建筑工人统一调配机关。建筑业的把头与搬运工人中把头的剥削方法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建筑业的把头多半是技术工人,建筑工人离了他就做不好工作,所以反把头的方法也应该与搬运工人有所区别。齐齐哈尔的经验,把把头分成大、中、小种,大的关起来甚至枪毙,中等的强迫劳动,小的进行教育,看起来似是照顾了上述情况,但还是不够。对待建筑业的把头,主要应着重教育。除少数有血债为工人所痛恨的把头须依法惩办外,均应设法加以教育改造。可以利用冬季举办技工训练班,将把头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同时招一部分工人,由把头担任技术教育,这样一面教育改造把头,同时培养技术工人。把头经过改造后,如有不能回本地区工作的,可以调到其他地区工作。在今天技术工人缺乏的情况下,把这些有技术的工人搞掉对工作是会有损失的。

设立统一的建筑工人调配机关问题,在废除把头制以后,尤为重要。因为工人依靠把头找工作,为了保证工人工作,必须建立统一的调配机关。其次,有了统一调配机关,可以有计划的组织与分配劳动力,把所有建筑工人编成工程队,由调配机关统一调配,免除工人互相竞争提高工价。组织统一调配机关的办法,有沈阳和齐齐哈尔的经验可资参考。调配机关的经费可以从雇主方面收取若干介绍费来解决。

第十,要组织和整理建筑业同业公会。现在的同业公会就是过去的行会,必须加以整理和改造;没有组织的应该组织。国营建筑公司应参加建筑业同业公会,在其中起模范作用,并通过同业公会领导私营企业。工会可和建筑业同业公会签订全市性的合同。

第十一,加强工会组织工作。建筑工人的特点是:第一、行会、帮派思想很严重;第二、季节性;第三、分散性;第四、流动性。这样就决定了建筑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应与其他工会有所不同。建筑工会的基层组织可有几种形式:第一、以建筑公司为单位来建立;第二、按工地建立;第三、按工程队的组织建立;第四、按职业建立(如泥水匠、木匠、油漆匠等);第五、按地区、按街道建立。几种形式都可以采用,最好的是按公司和工地建立组织,其次是按工程队建立,第四、第五两种是过渡形式。

会议上一致认为:为了配合建筑工业管理局的工作,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在今天还不到立刻建立的时候,可先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筹备成立全国建筑工会组织。在工会工作中的文教工作,对建筑工人特别重要。因为在建筑工人中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的行会帮派思想,需加强阶级教育,中直修建处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学习。教育应以政治教育为重点,同时还应重视技术教育,因为今天技术工人缺乏,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培养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是国家建筑工业管理部门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工会的重要任务行政和工会应特别抓紧冬季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

以上就是这次会议提出改革旧建筑业的办法,而最后一项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加强工会工作是贯彻前10项办法的基本环节。天津、太原和北京的经验都证明只有依靠工人群众才能搞好建筑工作。北京中国建筑公司在交通银行工地组织了工会,由于废除了中间剥削和解决了工人困难问题,工人工作情绪提高,在工会领导下,开展了劳动竞赛,对保证质量和节约起了良好的作用。天津中纺一厂在修建工房时,成立了工地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评验工程,不但提高了质量,而且提前6天完成任务。

会议过程中曾对两个问题有过争论:

第一,是建筑业中应否实行计件工资制的问题。有同志认为计件工资制使工人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所以主张计时工资制。其实计件工资制是最能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科学的工资制度,而计件的数量是按照一定的质量或规格的前提下来决定的(不合质量规格者,减发或不发工资)。所以实行计件工资制不但能提高数量,并可保证质量,问题在于有无质量规格的规定,有无检查和监督制度。但实行计件工资制,必须经过一定的准备工作,在取消把头的包工制或集体计件制后,立即实行个人计件制是有困难的,在这期间可实行计时工资制作为过渡办法,在各种合理的制度建立后,便应逐步改行计件工资制。

第二,是合作社问题。少奇同志早就说过,建筑业中的问题一般不能用合作社方式来解决,用合作社方式是办不好的,最好的办法是搞国营建筑公司。事实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南京、北京、哈尔滨等地都组织过建筑合作社,因为无资本,无技术人员,大工包不了,小工不够做,都先后垮台了。因为合作社暂时只能搞小生产,建筑业是大生产,合作社很难积累资本来进行扩大再生产。所以办好建筑工业应以组织国营建筑公司为主。小型的合作社还是可以用的,如小营造作坊,经作坊主同意,也可以改组为合作社。

建筑工业是国家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是百年大计的工作。去年一年我们国家在建筑工业上的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30%以上,这还只是准备建设时期,将来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建筑工业更要大大发展。如果建筑业搞不好,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希望各地党委重视建筑业的工作。在今天建筑业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各地党委重视改革旧建筑业的工作,加强对建筑业的领导,要派得力的干部和好的党员去参加建筑业工作,要在建筑业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行会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在开始时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建筑业工作委员会,组织工作队进行工作。建筑公司工作同志和工会工作同志要善于取得党的领导,做好建筑工业工作。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1951年7月中共中央对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建筑工业,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但我们党在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影响最弱。这种情形已经并在将来还要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损失。因此,除告中财委准备建立专门的建筑工业管理部门并加强其领导外,各级党委必须迅速加强在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工作,才能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完成目前和将来的建设任务。现将李立三同志关于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望你们立即加以研究,并根据你处建筑工业中的实际情况,制订整理和改革的初步计划,付之实行,同时将你们的意见和经验电告。

1951年10月,永茂建筑公司与永茂建材公司、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合并,组建为北京市建筑公司。1952年初,北京市的一部分机关生产单位和建筑合作社并到北京市建筑公司。

1951年11月15日中华全国总建筑工会提议北京市总工会于1952年1月召开北京市建筑工人代表大会。

1952年1月23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北京市建筑工人代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节录)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祝贺北京市建筑工人同志们这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领导下对改造建筑业、反对和肃清剥削我们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推行先进的生产方法以及改造整个建筑业方面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功。

北京建筑工人同志们在这方面的胜利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建设事业,即我们国家工业化,建筑工人是要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国家的工业投资最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建筑事业,工业的固定资本,主要是房屋和机器。在革命胜利后二年多的今天,还在大建设的准备时期,北京建筑工人已不再像国民党时期的无业可就,而是完全就业,并且还招了许多外地工人到北京工作。很多地方如东北也都是这样,这说明建筑业是会大大发展的。据初步统计,现在全国有建筑工人50万,如真正建设起来,将会增加十倍。因为不仅发展工业需要造房子,而且文化建设如学校、科学院、俱乐部、图书馆等也必须先造房子,现在任何一个城市,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工业的发展将使得人口愈集中到城市,这就需要大量造房子,现在房子还是造得很简单的,将来就要做长远之计,造大的、好的房子。也许十年或廿年以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房子就会大大改造。现在苏联农民住的房子就要改为新式洋房了。当然这在我们国家还需一个阶段才能达到。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建筑业的前途是远大的,建筑业不仅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期仍将不断地发展。但是,目前建筑业的情况怎样?现在有许多严重问题阻碍着我们建筑业的发展,破坏着建筑业的发展。问题中之最严重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奸商、把头的贪污浪费,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奸商把头对于我们工人的层层剥削,使我们工人生活非常困难,劳动条件非常差。这就是说中国的建筑业资本家及公营建筑公司–除去少数经营好的公营建筑公司以外,还是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经营方法,偷盗国家财产,残酷剥削工人。因此,国家投资于建筑业的三分之一被贪污浪费掉了。如北京市逮捕的刘元敬,包了285亿的工程,就贪污了80亿,将近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偷工减料的结果,很多房子刚造好就坏了,需要修补,,甚至另盖。我们国家去年投资到建筑业的资本约在100亿斤小米以上,如以三分之一被贪污、浪费计算,就达到30亿斤小米,合30000亿人民币。这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说本来可造10个工厂的,现在只能造7个工厂,本来能造 10幢房子,现在只能盖7幢了,其余都被贪污、浪费掉了,我们全国人民所辛苦积累的资本被少数人–奸商、把头剥削去了。如果不把贪污、浪费现象肃清,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为了使我们的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我们就不能不采取许多办法改造我们建筑业,一步一步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变成新民主主义的经营方式、社会主义经营方式,就是要把建筑事业中一切旧的制度加以改革,建立一套完全新的制度,用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制度。这样我们的建筑事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才能够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改革建筑事业是一个非常繁重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可完成的,是要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改革。

怎样开始改革建筑事业呢?开始的步骤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反对把头制度。去年全国总工会召集过一次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发现了建筑业中的严重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许多如何改革建筑事业的办法。现在全国开展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我们建筑工人要坚决地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坚决反对那些贪污、浪费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分子,这对我们改造建筑事业特别有利,而且这是我们建筑业全体人员应当尽的义务。这个运动的胜利,无疑是对我们改造建筑事业造成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建筑事业当中,不仅仅是所有的私营建筑公司,唯一的思想,是暴利思想,即利用建筑事业来发大财,,而且某些公营建筑公司、国营建筑公司,也有这一个暴利思想,也有靠建筑事业来发财的思想。真正把建筑事业看成是个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从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办建筑事业,在国营企业中可能还是少数,特别是机关生产,它们为什么办建筑事业呢?就是为了赚钱。同志们,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建筑事业与那些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是一条,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建筑事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是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全体人民利益出发的;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它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为发财;一个是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一个是从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这就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建筑事业与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样一个根本不同,就生出根本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及经营的办法。私营建筑业以发财为目的,从暴利思想出发,偷工减料,投机倒把,想方设法偷盗国家财产;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进行对工人的剥削。因为只有采取这些方法,才能达到他个人发财的目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建筑公司,既然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那它的经营方式就完全不同,它就会考虑到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建筑出最牢固的建筑物;就会考虑到如何用很少的钱又建筑出更多更好的事业出来。在管理方面也就会完全不同,这就要依靠广大工人同志的觉悟,要依靠工人群众的努力生产。因此就要根本改变过去那种压迫剥削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要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够发扬出我们厂大工人群众的智慧,才能使我们工人,技术人员(包括职员、工程师在内)都能够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努力,这样的结果无疑会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像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全国出名的苏长有,谢万福等,只有这样,,我们的建筑事业才会面貌一新。我们要把过去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以发财为目的的建筑事业逐渐改造,使他真正为人民服务。怎样改造呢?首先就要反对贪污行为和偷盗国家财产的行为,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不把这些东西去掉,我们就无从着手。诸位同志了解的很清楚,建筑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是比任何事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都严重,,建筑业中有些贪图私利、为非作恶的资本家,所运用的贪污手段也是在各种事业中最厉害的一种、最卑鄙龌龊的一种。我只举几个例子,同志们就可以想得到。在建筑事业中为什么那些奸商分子能够这样搞?首先一条就是现在我们建筑业中还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盖房子时仍采用投标制,这就给奸商造成了买空卖空、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第一是“抬轿子”,即数家建筑公司暗地勾结一起,分别投标,抬高价格,即使我们采取最低标价,仍会高于我们的标底;第二是贿赂收买我们的工作人员,偷出标底,然后以高价投标;第三是收买或勾结设计人员,把标底价格评得很高,并事先由设计)员将那里可偷工减料、可用代用品等告诉奸商,在包得工程后进行投机取巧。由于以上种种使国家所付建筑费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大批国家的财产被偷盗去了。在建筑业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偷工减料,常有刚造好的房子就要倒塌,或一个工程只用了原材料费的 40%。据我们现在所知,没有一个工程不偷工减料,这只能将少数经营好的公营建筑公司除外。不管是钢筋、洋灰、木料、油漆、颜料、砖瓦,只要能偷就偷,能用次品代替就用次品代替。如1949年我们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新华门好好的修饰一下,但建筑公司也敢偷工减料,原规定用七美元一两的银朱红,他们却用3000 元一两的洋红代替了;原规定用赤金,他们用低于赤金价格一百倍的洋金代替了。这真是偷到国家的大门口了。

同志们!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打入我们内部来了。我们的建筑公司中有奸商派来的奸细,有些甚至当起负责人来。在我们的某些工业管理部门中,如基本建设部门他们也派去了好细,用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收买、腐化我们的干部,变成他们的走狗。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的一些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在对敌斗争中,是很勇敢、很坚决的。但进城后,经不住资本家的利诱,被他们俘虏了,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就成了阶级、党、国家的叛徒,作了敌人的走狗,同奸商一起偷盗国家的财产,这样的事情也很多。三年来,资产阶级不惜用各种办法向我们工人阶级疯狂进攻,偷盗国家的财产,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为了达到其发财的目的,资产阶级更卑鄙的是残酷剥削工人。把头采用剥削工人的方法是层层剥削,其基本办法是现在许多地方仍盛行的“包工制”,即由建筑公司包给营造厂,再包给大把头、小把头,这样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到工人手里时,工费只剩下十分之三、四了,大部工费都落到包工头手里了。把头对工人的剥削真是残酷得很,方式也多得很,如欺骗敲诈、明抢暗偷等。所谓明抢即本来工费是100万,他说是40万,愿来则来,不愿来就去;暗偷方法就更多了,如多扣伙食钱,放高利贷,利用找工作要送礼,送人情等。除此以外,他们还残酷压迫工人,让你服从他,否则就用各种方法迫害你,不知有多少工人同志在他们的残酷压迫下丢掉了性命。同志们!这样的血债是写也写不完的!解放后在某些偏僻地区甚至个别大城市还存在着这样的事情。譬如南京的建筑工人在把头残酷的剥削下竟饿死了,甚至有的被把头逼得上吊自杀!造成严重的人命惨案。

把头制度是世界上最封建、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剥削制度,也正由于这样,帝国主义就利用这种封建势力来统治、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而中国的资本家是与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相勾结,他们经营工厂及其他事业都是采取封建的办法来统治剥削工人。他们利用封建的帮口及会道门组织来分裂工人,参加帮口、会道门组织的工人如果不听该组织头子的话,那就会被杀死或丢在河里去,不但如此,而且还挑拨工人之间的团结。更严重的是用封建制度层层转包来剥削工人,把头可以不劳而获,这叫做非经济剥削,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是那种封建的残余思想还存在着,他们仍然采用封建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压迫工人阶级,现在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进攻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利思想。他们为了发财采用敌人的一套办法进行盗窃,这是资产阶级黑暗、腐朽、反动的一面,与共同纲领完全相违背的。当然,资产阶级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是统战里的一部分,当他赞成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时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暴利思想存在,更不允许他们支持反动阶级的封建思想存在,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黑暗腐朽反动的一面,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建设,无法工业化,更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我刚才所说的在建设事业中反对把头制度,废除把头制度,这个事情怎样做呢?同志们听了北京反把经验的报告,但它有很多北京的特点及北京的特殊经验,也有其共同的原则,即在全国都可以适用。所以同志们如果把北京的经验研究一下,找出其共同的原则性的东西与共同的实际的经验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很正确的在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把斗争、废除封建把头的办法。北京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一、北京的胜利首先就是由于北京市党委的领导,动员了所有的建筑业中的行政方面、工会方面及工人群众中的党员在运动中起积极的作用,有了全面的计划,全面的办法后又进行了全体动员,这是北京运动能够取得迅速胜利的决定条件。

二、工会在反把斗争中要起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运动是搞不好的。同志们都知道北京在这个工作上采取了许许多多的细密办法,进行了许多艰苦工作,进行了许多组织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许多干部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块生活,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根据他们的困难和痛苦,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这样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这一运动才慢慢开展起来。这一运动要先从一个工地、一个公司开始慢慢推广,然后再全面开展。北京这个经验特别重要,值得我们工会工作者研究。

三、一定要和行政配合一致,要使行政了解组织反把斗争的必要性,不废除把头制度,建筑业的改进是困难的。只有把封建把头去掉,才能够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才能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只有行政明确了这一运动意义,才能积极地支持工会,支持工人与群众一块来进行这一斗争。老实讲行政在这一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工会小,甚至比工会大,要使行政方面有决心来进行这个工作。因此同志们回去以后应当向行政负责同志宣传介绍这个工作。要使这一工作做好,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行政、工会、青年团各方面的配合一致。

毛主席告诉我们:应把这一斗争一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看成是我们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一场大战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应该肃清资产阶级的那种腐朽反动的思想;当然,我们对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欢迎的。同志们回去后,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在建筑业中开展这一运动,就可以保证建筑事业的改革可以从这个运动开始,而且可在这一运动中慢慢的开展起来,最后达到完全改革建筑业的目的,那时我们建筑事业就会得到更大的成功与胜利。

最后,我愿意祝同志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回去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为彻底改造建筑事业的开始步骤。祝同志们胜利!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二)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设建筑事务所、材料厂和房地产管理所,房屋修缮任务主要由私人营造厂承包。同年,举办技术训练班,培训第一批房管干部,招收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学员108人,结业后分配做公房管理员。

1950年起,故宫博物院修缮工程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拨款,修缮工程采用招标办法,由私营营造厂承担。到1952年,清理和运出垃圾渣土25万立方米,疏通2100米的内金水河,从河中挖掘出淤泥5000立方米,18公里坍塌毁坏的明沟和暗渠得到修整,并增设5公里长的污水排泄管道。

1951年,为杜绝私人营造厂商中间盘剥和提高工程质量,公逆产清管局建筑事务所成立技工大队,共有2000多人(多为临时工),各房管所也成立23个分队,连同小工,约有5000人。同时,通过用适当的工资待遇,结合政治教育,巩固了23名工程师及35名技术员,六个房管所还吸收一些瓦工、木工为长期工,共约320人。同年,建筑事务所合并到北京市建筑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机关房屋主管机构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最终过渡到由国管局负责中央机关房产管理工作。

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时期(1949.11—1953.05)。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是中央层面首个归口管理机关房屋的机构。1949年11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4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房委会),负责统筹首都各机关房屋的分配工作。次日,政务院房委会召开成立大会。该机构实行委员会负责制,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负责统计调查、统购统分驻京各机关房屋,支付由中财委负责。当月,公营企业在京购房纳入房委会审核范围。

政务院房委会成立之初,试图遏止各单位无序竞争推高房价。1949年11月,房委会向中财委请款10亿元(旧币)。中央财力有限,只批准拨款5亿元,够买四五百间房,加上清管局可能清出的房,总共千余间,与42个单位申请4000间房的需求相去甚远。房委会意识到,清房和买房只可应急,非长久之计。经征求苏联专家意见,房委会提出要以租养房。

由于各级机关住用房需求迫切,首都房价猛涨,加剧了筹房难度。5月、9月,政务院房委会发出通知,先是严控机关企事业单位买房,后转为各级机关及公营企业单位一律停止在京购房。禁购令下,购房需求转向租房,交租普遍在1年以上,有的不惜高价抢租,甚至一次交一二十年租金,引发房租飞涨。11月、12月,政务院秘书厅两次通令,重申严格执行限制购房办法。

面对房价腾贵的现实,建房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1月,齐燕铭、周荣鑫向周恩来总理建议统一筹建、分批配拨。9月,经政务院房委会提议,薄一波、周荣鑫向周总理报告了当年建房6000间的总体安排并获准。1951年1月,薄一波提出严格控制新增机构、适量拨款建房等四项建议。遵照周恩来总理批示精神,齐燕铭、周荣鑫提出解决驻京机关用房问题的办法,包括拨款建造新房、规定建筑标准、实行公房收租等。3月,政务院房委会会议决定当年建房2.2万间。

有了房屋,管和修的任务接踵而至。1951年10月,房委会秘书主任荣光提出,将中央房屋移交北京市统管。1952年5月,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再次提出房屋应由北京市统管。限于当时条件,此议未能实现。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1953年5月,齐燕铭提出将政务院房屋统筹委员会改组更名为政务院房屋管理委员会,获得批准。

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时期,先后为中央一级党政军群机关租购房屋3509处、100136间,并着手新建房屋,初步缓解了急需。

1951年,中直修办处的职工人数达到10379人,比1950年增加2倍其中管理人员994人。工程处下设19个工区(工地):材料处下设汽车队、仓库、光华木材厂、建华铁工厂、琉璃瓦厂、白灰厂、砂石厂、国华水泥瓦麻刀厂和利华、兴华、北华、振华、益华、京华、北京7家砖厂等,机关下设4个修缮施工所。

1951年,国内政治经济逐步稳定,建筑业亦开始恢复,仅1951年上半年私营厂商流水额就将近1950年全年的两倍。由于工程量增多,而施工的工人需要临时雇请,在建设过程中,厂家间出现了变相提高工资拉人的现象。为此公私各厂商为避免恶性竞争,减少工人流动,安心生产,遂于4月开始商讨建筑业工资标准公约。

当月,在北京市劳动局的组织下,由公营私营厂商经过谈判,共同讨论通过了《北京市公私建筑业关于工资标准的公约》、《北京市建筑工人临时里工公议日薪表》、《北京市技术工人公议分级标准》、《北京市建筑工人工作时间》以及《北京市公私建筑业工资协商委员会试行简则》。

《工资标准的公约》规定了各单位应遵守协议工资,禁止相互拉人,并对违反者施以极为严厉的处罚。《分级标准》将建筑业工人分为壮工、土工、铁筋工、管子工、扎彩工、油漆工、瓦木工、石工、机器工、电工十大类,并在各类工人中按照技术水平将工资分为五等27级,最高为一等1级,日工资20000元,最低为五等27级,日工资7000元,级差500元。同时确定各工种一般标准工资暨工资估价数,日工作时间仍然与劳资集体合同相同。与传统的工资相比,此次工资议定因建筑业技术的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铁筋工、管子工、油毡工、机器工、电工。同时工资分级改变了1949年第一次劳资集体合同中的两级制,针对各工种的具体情况,将工资按技术等级发放,这套技术等级也是建筑业建国后第一部工人技术等级,一方面使厂商发放工资和工人要求工资时有了具体的考察依据,避免传统方式中由工匠头目自行掌握的情况,便于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能够促使工人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但是技术等级和工资划分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在技术等级考察上出现了非技术的因素以及工资分级过多,级差过小的缺点。

1951年5月30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级行政经费改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的通知》,决定自同年6月1日起,中央级行政经费,除外交、公安特别财务费外,均交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管理。据此,该局由原来管理的13个单位扩大为41个单位(含中共中央办公厅)。自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房屋修缮经费统一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协调。到1952年4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为中央在京机关共修缮房屋近7万平方米,新建房屋31.5万平方米。

随着政府投资的工程任务增多,私营木厂、营造厂,以及建筑工会组织的生产合作社不能满足需要,需要大规模组建国营建筑工程公司。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提出,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大行政区工业部均应成立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包本部门的建筑工程。6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建筑工会工作会议,也主张建筑业由国家专办,由国家设立国营建筑设计公司和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建筑工业的管理部门,将国家投资的工程任务直接分配给国营建筑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设计和施工。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木厂、营造厂失去信任之后,中财委(“中财委”当时设在朝阳门里一个叫“九爷府”的地方现称孚王府。)也认为各级政府投资的建筑工程,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于是,1952年下半年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大规模设立国营建筑公司。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建筑工程部,各大区和重要省、市、自治区设立建筑工程部或工程局。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一)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迅速接收敌伪房产并购租房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物质准备,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工作。当天,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率中直机关进城先遣队奔赴北平,迅速接收了西直门至香山一带的全部敌伪军房屋,以及部分城内的敌伪房屋,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移驻北平作准备。北平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绝大部分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因此修缮工程大部分为明清时期古建修缮。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瓦木工人共有2万多人,多半是分散的、受私营营造厂商剥削雇佣的个体劳动者,主要承担零星的修缮工程。3月底,北平建筑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可以自行承包工程。4月初,北平市人民政府设立建设局,负责全市的河渠、道路、房屋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计划与修建工程。5月22日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林是镇、王明之、钟森等建筑界知名人士,决定聘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参加调查研究和规划设计工作,授权梁思成教授及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规划西郊新市区。6月29日,正式成立了建筑业工会,讨论通过了《建筑业职工会章(草案)》及《建筑业劳资契约(草案)》。8月13日,建筑业劳资双方签订工资临时协议书。9月23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劳动局邀请市有关部门举行大会,签订建筑业劳资双方集体合同,全市240多家私营建筑企业,根据劳资两利政策进行了协调工作。1950年3月,北京市的6个建筑劳动合作社正式成立联合社,负责承包各界建筑工程,统一购料、设计、施工,已经具有小型建筑公司的雏形。10月15日,正式制定和颁布了《北京市营造业管理暂行规定》。在组织个体生产者走合作、联合道路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和发展了国营建筑公司。北京地区主要从以下几个渠道组织了建筑队伍。一是以解放区的建筑力量为主进行组建。例如,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 年初迁至北平后,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即着手筹建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建筑公司,经北平市建设局批准成立,8月10日颁发了《北平市营造业营字第一号临时登记证》,由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曹承宗任经理,刘、申景泰任副经理。这个公司实行优厚待遇,聘请了一些有名望的建筑师、工程师如庄俊、黄强等任职。1950年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国营建筑企业总公司,并在西北(西安)、中南(武汉)组建了2个区公司,在北京、天津和平原省有3个分公司,在大同、沈阳有两个办事处,还有木材、铁件、砖瓦、陶瓷等工厂。公司管理人员 1200 余人,工程技术人员 1300余人;施工高峰时,包括合同工、临时工、职工达7万余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包括设计、施工、材料生产的跨地区的大型国营建筑公司。1952年各大区建立建筑部门后,这个公司的所属单位均就地下放,成为当地建筑队伍的主力之一。

二是以解决机关修建为主的自营建筑单位。如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平后,为解决中直机关的修建任务,于1949年上半年成立了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在北平、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接收、延聘了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吸收了大批技术工人,并自办各种培训班。在两年多时间内,职工发展到近万人,工程技术人员 300 多人,修缮房屋5万多平方米,新建房屋 30 万平方米,完成了中直机关的修建任务。1952年3月12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后,这个修建机构交国家统一管理,成为国营建筑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是由地方筹建的合营建筑公司。1949年9月,北平市军管会即责成副秘书长李公侠负责筹建公营永茂建筑公司,成立了以张准为组长的筹建小组,吸收了私营基泰建筑公司刘礼华、刘友温等10余人,以此为基础开始办公。年底吸收在北京大学任教并经营龙虎建筑事务所的钟森、朱兆雪和工程师沈参潢、杨耀、张浩等20余人。1950年春节后,又到上海延聘了顾鹏程建筑事务所的张开济工程师及中国银行的陆仓贤等50人来京,组织了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永茂建筑公司,于3月10日正式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总经理李公侠(兼任),经理钟森,总工程师顾鹏程,副总工程师张开济、杨耀,并聘请杨廷宝、杨宽麟为顾问工程师。公司除设计和代办施工外,还承办运销全国各厂建筑器材,并附设永茂材料厂、华林制材厂、美坚家具厂、周口店灰厂、永建砖窑、西通河琉璃瓦厂。1949年冬至1950年春,又去香港聘请工程师张傅、张宪虞等4人来京,充实设计力量。之后,成立了工程队,吸收了固定工人,正式组成一个设计、施工、建材一体化经营的建筑工程公司。不仅在北京承担设计和施工任务,而且派出力量到西安、太原等外省市承包工程。1951年10月,永茂公司更名为北京市建筑公司,下设设计公司、工程公司、材料公司。

在1949年刚解放时,还不到200户营造厂;且都处于无工可包、无活可揽、营业不佳、奄奄待毙的状态。两年来,由于政府向首都建设事业上的大量投资,使各行业起死回生,尤其营造业发展最快。现全市已有321户,仅长期职工即达2442名。其情况可大致分三类:(1)空手起家的暴发户。他们简直是流氓群、强盗窝,同和新记一级营造厂5个职员是:国民党少校库长、上尉库员、伪法官、伪警察、女招待;又如无营业执照包80亿元工程的大地营造厂,10个职员6个是国民党的特务;更严重的中兴台记营造厂干脆是一窝子国际间谍,根本不懂工程业务,并无长期打算,视国家建设为赌博,采取“请客”、“送礼”、“解决困难”、“答应入股”等办法,大量行贿,盗取标底后则肆无忌惮的利用“高估”、“偷工”、“偷料”、“套购”等手段盗窃国家资财。在36亿元的工程中偷盗竟达20亿元之巨,使建筑物寿命缩短三分之二。更严重的是汇力营造厂9000万元的工程,勾结干部向公家假报了2.4亿元,与干部同去银行支款,你一麻袋我一麻包,根本不数,真是“慷慨”“大方”。有的则是以营造厂为幌子专作特务活动或投机倒把的非法勾当;有的一次倒卖木料14亿元,白灰3000吨。(2)封建性大的老厂子。他们用人是至亲厚友,有的干脆就是父子兵。如天增营造厂经营了40多年,职工们不是掌柜的侄子就是几十年的朋友或自己亲手带起来的徒弟。他们营业历史悠久,行贿也有规矩(一般是5%);偷工减料也有分寸(一般占营业额的30%);办法也最巧妙。他们赚了钱买房、买地、购置财产,想靠这行来养活子子孙孙。(3)把头转业的小厂子。根据39户营造厂的统计,就有21户是把头在去年开业的。其中有些在把头临时租凑了些杉篙,假报了三级营造厂。他们营业的方式,是利用自己统治系统下的小把头、老工人,清工包活,大量的偷工偷税无情的克扣工人工资,有7000万的流水,漏税即达6000万元;大兴和记一家就养了16个把头,剥削工人工资3亿多元。但不论厂子的大小,在盗窃国家财产上则都是集中精力尽力而为,能偷则偷,得抢便抢,不是强盗就是贼寇,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仅三区五个厂子盗窃即近600亿元,可供全区4000建筑工人吃20年。

他们对工人、工会的进攻更是凶狠毒辣。解放至今,打骂学徒仍是家常便饭,六合顺经理拿桌腿打破学徒头后用锯沫堵上,还说:“你这头怎么这样糟!”“分红”、“入股”小恩小惠借以诱惑麻痹职工,有的年终给职工分红3000万元。文彬营造厂经理拉职工入股,阻止工人加入工会,随便开除工会会员。义大营造厂经理公开警告学徒,入工会的20斤小米,不入工会的40斤小米;俱顺水厂5个会员开除了4个,分化工人团结,有组织的破坏工会。艺美木器行经理把工人分成河北帮、山东帮、孟家班,使其互相攻击斗殴;北郊六家木厂经理每周聚餐研究如何破坏工会。更有的收买工会干部或打入工会进行控制,资本家安秀峰就是这样钻进工会的,益兴经理派外甥打入工会当主席。总之,营造业是五毒俱全、十罪者有、凶狠毒辣,罪恶滔天。

兴隆木厂曾是京城12家官木厂的首柜。在清代但凡涉及皇家的工程都由朝廷转给兴隆木厂,兴隆木厂再分发给别家官木厂。兴隆木厂在第12代掌柜马辉堂手里登峰造极,他是马旭初的祖父。时逢清末,马辉堂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先后承揽了颐和园、慈安陵、慈禧陵、光绪陵的营造工程。据说,兴隆木厂到户部支领工程钱的骡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头车都到了西四牌楼附近的兴隆木厂了,尾车还在户部,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拖欠着马家不少工程款,仅仅光绪皇帝陵一项就拖欠了兴隆木厂白银20多万两。马家的富甲京城由此可见一斑。
  马家到底有多富?马旭初三言两语,语调平常:“北平一解放,我就把家产都捐了。有魏家胡同的近千间房、恒茂木厂、东安市场上百家铺面和摊位,还有同济堂药店、北京饭店、北京和天津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开滦煤矿的股份。”事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北京的私家小汽车加起来也不足100辆,马家有7辆,马旭初学车时太小,脚下垫着木块才踩得着油门刹车;恒茂木厂存料场和厂房在美术馆后街,从西扬威胡同一直到山老胡同;魏家胡同的房产是马家私宅,历时三载修建,厅堂用金砖墁地,墙壁磨砖对缝,山石林立而不繁琐,荷池灵秀而不造作,在老北京有响当当的名头。

1949年2月1日,奉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周子健、申伯纯、金城等人与部分民主人士赶往北平。统战部先后接管了中南海、北京饭店等处,在中南海整修房屋2000余间,修缮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瀛台等处,为中央领导同志入住和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作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南海办事处修建股划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总务处修建科。

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政府设立了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房地产部、房产管理委员会、公逆产清管局等机构,接管了地政局。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设有房屋修建委员会。随着党政军机关陆续进驻北平,为统一处理党政军机关用房等问题,于1949年2月成立了北平市房产管理委员会。1949年11月5日,鉴于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业已成立,该委员会宣告撤销。

解放之初,北平各级机关房口机构多,关系复杂,迫切需要由一个机构统筹解决各机关住用房问题。由北平(北京)市暂管中央机关房产,与当时北平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尚未组建的历史条件是相适应的,带有临时性、过渡性。

为了解决中央直属机关进入北京后办公和生活用房,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同年4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负责筹备和组建工作。不久,军委总务处许东也参加组建工作,办公地点在西郊万寿路。同年7月1日,中直修办处正式宣告成立,范离任主任。成立负责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办公和生活用房的修缮。中直修办处组建之初,工作人员多来自老解放区,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技术和业务所知较少,特聘请了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顾问,指导工作。1950年,中直修办处从各地补充技术力量,成立了设计室,戴念慈任主任。中直修办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中直修办处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1949年内,就为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房屋近2万平方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十分关怀中直修办处的工作,经常到驻地和工地上视察和指导工作,听取工作汇报。接管北平之后,许多机关进入城内,对办公用房和住房的需求急剧扩大,以致出现“房荒”。各大单位为了解决本单位的房屋紧缺问题,纷纷设立工程处或修建处。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建一些房屋。这些工程,都要由第一施工所来完成。

刚进入北平后,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支专门的房屋建造维修队伍。第一施工所组成以前,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都是承包给社会上的营造厂或从营造厂雇佣工匠来做。

但阶级斗争的弦马上绷紧了,尤其是担负着警卫责任的部门,他们认为临时雇用的人,很难一下全摸清他们的背景底细,给他们与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总有几分潜在的威胁;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以及施工后的质量也有些问题,还时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的事。因此,中央负责行政工作的部门决定成立自己的维修队伍。

田恒贵说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现山东大学)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1951年春,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等四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

中直修办处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围墙、碉堡等。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田恒贵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

田恒贵说:我们刚到中直修办处,去山东调我们的郭青山就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为什么这么急着自己组织队伍,因为前不久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事。

当时郭青山讲得比较含糊,也没有指名道姓。进中南海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又对新来的人员进行教育,田恒贵才对那次事故有了清晰完整地了解。

此事发生在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会议筹备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住在中南海里的纯一斋院落,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办公。院落里的房屋年久失修,需要修葺,就从社会上雇来施工队。按规定,每天收工时,施工人员要把现场清理整齐,把材料堆放好,排除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或对危险地段做出明显警示标志。

负责检查现场的,是行政处的一位老同志,他文化程度不高 ,也不太清楚施工现场的清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天,施工队清理工作做得比较草率,老同志也未能发现隐患。

夜里,李维汉起来上厕所,因为看不清楚,在经过一个既没有认真遮盖,也没有做警示标志的水表井时,掉了进去摔断了腿。在他治疗期间,年长的林伯渠不得不更多地担负了筹备政协的工作。

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田恒贵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里住的、办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只是被告知那里是中央机关。而且进了中直修办处就强调纪律,要注意保密,不该问的不问,以致他在进了中南海两个多月,还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1949年2月19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4月,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故宫售票款作为修缮费用。据此,故宫博物院列出应修缮的工程共21项,其中利用票款修缮的12项,文化接管委员会拨专款修缮的工程共9项。5月,第一项修缮工程庆寿堂库房修缮工程开工,由私营天顺营造厂承担。

北平解放初期,政府即成立相关工会组织领导营造业的工作。1949年3月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人联合会生产合作社。6月又成立了建筑业职工会和建筑劳动合作社。营造业开始在建筑工会的主持下进行劳资谈判,议定工人的工资与福利。

1949年4月下旬,北京市委提出按行按业集体解决劳资纠纷。具体到建筑业,则由劳资双方各提出合同草案。五月由同业公会举行会议进行讨论,至六月底,由厂方拟出资方草案。但在讨论方案时,北平物价开始急剧波动,工人工资的上涨远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导致工人无法生活,怨言四起。劳资双方在谈判中,为应对物价上涨造成的冲击,双方工资由原先的货币数目改为依当日《人民日报》所载伏地小米价格折算。8月9日,双方代表签订《建筑业规定工资临时协议书》,规定临时大工每工小米12斤,临时小工每工小米8斤,自1949年8月15日起实行,至建筑业劳资公约正式订立之日止。同时为稳定队伍,防止恶性竞争,要求双方不得私自减低工资而承揽工程以免破坏协议。

工资议定后,劳资双方继续就劳资集体合同事宜进行谈判,并于9月23日通过《劳资集体合同》,就工人待遇、福利、劳动时间、假期、学徒工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劳资集体合同》在工资方面延续了《工资临时协议书》的约定,另规定了临时大小工最低工资分别为11斤和7斤小米;长期工工资为临时工工资十分之八:技师、技术员、事务员的工资按月计(具体数额由劳资双方进行协商);饭钱每日在工资内扣除3斤小米;学徒工按月发放津贴,第一年每月小米六斤,第二年每月小米15斤,第三年每月小米25斤,由厂商供给食宿衣服。加班工资,在两小时以内者,工资按半工计算,超过两小时按夜工的旧有习惯处理;破工工资,工作不到半日按半日计算,超过半日按整天计算。

每日工作时间上,合同规定春秋两季为9小时,夏季及冬季各增减1小时。福利方面,合同明确了对于职工的工作安全、卫生条件以及因工伤病、残废时厂方的责任。剩余碎料及年节馈送则照旧例办理。假期方面,合同规定在政府法定假期须休假,传统节日依照旧例,假期工资照发。事假病假依长短不同发给相应工资。师徒关系上,合同要求工徒年龄须在15岁以上,从师三年满期。学徒期间工徒应当听师傅指导,专心学习,提高技术;厂方应当爱护工徒,诚实传授并指导技术,严禁打骂虐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公共房产。9月,依据华北人民政府通令,北平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对公房进行初步检查,掌握房屋及其构件健康状况,为制定房屋修缮工程计划提供依据,房屋安全普查由此开始,以后成为年度普查制度。当年底,公逆产清管局直接管理的公房2.12万间,建筑面积30.19万平方米,对收租的民用公房支出修缮费1万元,尚未收租的房屋修缮,由市财政局预借2万元。直管公房修缮由此开始。

1949年9月,北平市政府派军管会副秘书长李公侠负责筹设北平市公营永茂建筑公司。随着公营建筑公司的设立,对建筑工人的需求急剧扩大。由于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相对不足,各国营建筑公司在争抢技术工人的过程中,将一部分技术工人聘为长期工人,也称固定工,改变了过去私营木厂、营造厂很少常年雇佣工人的习惯。

1949年10月1日,北京市公营永茂建筑公司成立,这是一家大型地方国营建筑企业由北平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李公侠领导,钟森任经理,刘礼华、崔彦彩任副经理。同一时期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党政机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一些规模不一、属于机关生产性质的建筑机构和建筑公司,主要承担本单位的房屋修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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