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三)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1年7月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给中央关于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央指示,于6月11日召开了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到会代表36人,其中建筑工会代表29人,建筑企业行政代表7人,均系各大行政区和大城市的建筑工会工作者及华北、华东、西南建筑企业行政负责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汇报情况,并把各地已经取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研究,找出改革旧建筑业的办法。经过10天的讨论研究,由于到会同志的努力,在各种问题上都找出了一些办法,所起草的几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加以若干修改后,当送请审阅。现在把目前建筑业的情况及会议上提出的整理与改革的办法综合报告如下:

目前建筑业的情况,总括起来,可以说是无组织、无领导、无管理、无计划的无政府状态。无组织不仅表现在工人没有组织好,在472626个工人中,工会会员只有183309人,仅占38.7%;公司机构、工程设计也都没有正规的组织。建筑工程多无施工计划,建筑材料无规格;最严重的是无统一的领导,无人管理,这就产生无制度、无监督、无检查、工人职员无责任心等等情况。还有“无本生意”,有一间房子、一个电话就挂起建筑公司的牌子。在上海有所谓“皮包公司”,有一个皮包,在旅馆租一个房子,就是建筑公司。由此产生投机倒把、偷工减料、不合规格、返工重修等现象,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工人遭受严重封建剥削。

这种建筑事业中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情况,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遗产。革命胜利后,各方面都有了一些改造,而在建筑业中,虽然各地方做了些工作,像东北、天津、太原等地已经或正在纠正混乱现象,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没有基本改变。目前建筑业的混乱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司林立,狼狈为奸。上海有几千家,沈阳有个时期曾达到一二百家(现在减少了),北京有三百多家,建筑材料工厂也多得很,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公司与营造公司勾结,设计时就给营造公司留下了偷工减料的空隙;设计公司与建筑材料厂勾结,从中取利。第二、投机倒把,勾结舞弊。现在建筑业一般采用投标制,由此产生严重的投机倒把、勾结舞弊现象。第三、偷工减料,敷衍塞责。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严重的偷工减料据说有达60%者。工程质量差,返工浪费严重,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抚顺矿务局1950年上半年建筑工程经普遍检查的结果,其中质量有毛病的达半数以上。大同市胜利建筑公司包修雁北地委房子,墙上砖可以用手拔出。北京油漆中南海新华门时,包工头用洋红(3000元一两)代替银朱红(7万元一两),用洋金代替赤金(价格相差一百倍),油漆后不久就变色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很普遍的现象。

第四、层层转包,封建剥削。有的转包到7层,产生许多大把头小把头进行超经济的封建剥削。最厉害的剥削达50%~70%,工人实得只有30%~50%。齐齐哈尔一电工把头以6亿元(东北币)承包的工程,经过几次转包,到工人手里只有2亿元。天津市清管局一次安装玻璃的工程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包,又转包给四家私营营造厂,其中文祥涌一家用每箱工价4万元包下来,再转包给工人时,每箱工价只 1.5万元。

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一是投标制,这是造成公司林立,狼狈为奸,投机倒把的根源;第二是转包制,这是造成层层封建剥削和偷工减料的根源。除此外,在建筑业中,甚至在公营建筑公司中都存在着浓厚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就是专以牟利为目的,缺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作勘察研究,盲目设计施工“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着旧建筑业的改造。

整理与改革建筑业的办法

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整理与改革目前无组织、无领导、无计划、无管理的建筑业的办法,归纳起来有11项建议:

第一,由国家设立建筑工业的管理部门,以加强领导,加强管理。首先在中央及大行政区财经委员会下设立建筑工业管理局,建筑工业比较多的省市亦应设立建筑工业管理局,建筑事业少的可在建设厅或建设局下面设立专管建筑工业的机构,以统一建筑事业的领导。机构大小可以按具体情况决定。

建筑工业管理局的任务我们认为应包括下列7项:一、制定统一的有关建筑事业的法令,规章或通则。二、审査工程计划。三、统一分配国家建设的工程任务,逐步废除投标制。四、管理建筑公司,要制定一套管理规则。五、制定统一建筑材料的规格,指导建筑材料工厂的生产。六、统一管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七、研究建筑技术,奖励建筑事业的发明创造。

第二,设立国营建筑公司。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建筑事业将来要由国家专办,但今天还不能一下办到,国家力量还不够:另外私营建筑公司很多,不可能一下取消,取消了也不行,国家还包不了这么多工程。但国营建筑公司一定要设立,并逐渐扩大,加强国营建筑公司在建筑业中的领导作用。中央各产业部可设基本建设处,在必要时可在处下设建筑公司,但只是为本产业部门基本建设服务,不能向外包工。国营建筑公司应以城市为单位,由市政府统一设立,每一个大中城市至少设立一个,大行政区和省根据需要设立。不能从赚钱的观点出发,而应从需要出发。现在有些机关生产部门搞建筑公司,或与私营建筑公司合营,专门以谋利为目的,应该加以整顿。

国营建筑公司的任务应该是:一、接受国家的建筑任务,逐渐做到国家建筑工程均由国营建筑公司担任。二、领导私营建筑公司,因此要加入建筑业同业公会,在其中起领导和模范作用。

现在各地公营建筑公司,有些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可作各地参考,如北京中直修建处。但中直修建处也还有些缺点,据说也有返工的情况。大多数公营建筑公司缺点很多,基本一条就是没有改变旧的转包制度和把头制度,甚至变成了把头的防空洞。有些为工人痛恨的把头分子又为国营建筑公司采用,并担任重要职务,因此造成业主不满意(由于偷工减料)、工人也不满(由于封建剥削)的现象。我们建议各地公营建筑公司负责同志切实研究一下,如何改变旧的制度(废除转包制与把头制),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新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办法。工会工作同志应大力给以帮助,不是站在旁边批评,而是以同志的态度与他们共同研究改善的办法。

第三,建议由国家颁布建筑公司管理规则,把公营及私营建筑公司加以整理。建筑公司管理规则须包括下列6项:

(一)要有固定资本。可将建筑公司分为特、甲、乙、丙、丁及营造作坊六个等级。特等资本至少200亿,甲等至少50亿,乙等至少10亿,丙等至少2亿,丁等至少5千万,营造作坊至少500万。大、中、小城市应有所不同,而且也不一定分六等,但是一定要有固定资本。

(二)要有固定的机器、工具设备。规定生产工具设备至少应占资本总额的30%。

(三)要有固定的技术人员,特等公司至少要有50名技术人员,其余各等可适当减少,但一定要有。

(四)要有固定的技术工人。固定工人是建筑业的骨干,没有是不行的。固定工人人数的多少,可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目。

(五)限制包工价值。特等建筑公司可不限制,甲等包工不得超过资本的10倍,其余各等所包工程不得超过资本的5倍。这样规定就可以防止“无本生意”的现象。

(六)招雇工人要受一定的限制。招雇工人必须通过建筑工人调配机关并与工人订立合同,实行合同制。

第四,设立国营设计公司,把建筑业中工程设计与营造分开。在各重要城市中均应设立国营设计公司,受建筑工业管理局领导。各国营建筑公司不另设设计部门。国家工程设计一定要由国家设计公司来担任。

第五,废除投标制,实行工程任务分配制。公营企业进行建筑时,必须报告建筑工业管理局,由管理局指定建筑公司负责包工,或由业主事先与建筑公司接洽好,然后呈报管理局核准。由于目前国营建筑公司很少并不健全,无法立即完全废除投标制,但必须按照国家建筑的需要,逐渐加强国营建筑公司,达到逐渐废除投标制的目的。

第六,组织工地管理委员会,加强工地检査、监督和验收工作,实行民主管理。工地管理委员会由业主、包工公司、工会三方面组成,讨论工程计划和工作进行的步骤及工人劳动条件和奖励办法等问题,这样来加强随时检查和监督工作,才能保证工作质量。

第七,逐渐统一建筑材料规格。本来建筑材料工厂要为建筑事业服务,现在相反,建筑公司多半根据建筑材料工厂的材料尺寸来设计工程。将来要做到基本上由国家规定建筑材料规格,所有建筑材料公司均应按照国家规定的规格制造材料。

第八,废除层层转包制,建立合同制。现在层层转包的情况非常严重,建立直接合同制是必要的。合同大约可分为三种:一、营造合同,即业主与建筑公司订的合同。二、集体合同,即工人与建筑公司订的合同。集体合同现有两种:一种是全市性的合同,由建筑业工会与建筑业同业公会签订,对劳动条件等方面作统一的原则的规定,天津和太原已有的经验可以推广;一种是公司与固定工人订的合同。三、工地合同,以工地为单位,由参加工作的全体工人与包工的建筑公司订立的合同。这样以合同的形式代替层层转包制。如有部分工程必须分包出去时,亦应订立合同,免除中间剥削。

第九,废除把头制,设立建筑工人统一调配机关。建筑业的把头与搬运工人中把头的剥削方法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建筑业的把头多半是技术工人,建筑工人离了他就做不好工作,所以反把头的方法也应该与搬运工人有所区别。齐齐哈尔的经验,把把头分成大、中、小种,大的关起来甚至枪毙,中等的强迫劳动,小的进行教育,看起来似是照顾了上述情况,但还是不够。对待建筑业的把头,主要应着重教育。除少数有血债为工人所痛恨的把头须依法惩办外,均应设法加以教育改造。可以利用冬季举办技工训练班,将把头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同时招一部分工人,由把头担任技术教育,这样一面教育改造把头,同时培养技术工人。把头经过改造后,如有不能回本地区工作的,可以调到其他地区工作。在今天技术工人缺乏的情况下,把这些有技术的工人搞掉对工作是会有损失的。

设立统一的建筑工人调配机关问题,在废除把头制以后,尤为重要。因为工人依靠把头找工作,为了保证工人工作,必须建立统一的调配机关。其次,有了统一调配机关,可以有计划的组织与分配劳动力,把所有建筑工人编成工程队,由调配机关统一调配,免除工人互相竞争提高工价。组织统一调配机关的办法,有沈阳和齐齐哈尔的经验可资参考。调配机关的经费可以从雇主方面收取若干介绍费来解决。

第十,要组织和整理建筑业同业公会。现在的同业公会就是过去的行会,必须加以整理和改造;没有组织的应该组织。国营建筑公司应参加建筑业同业公会,在其中起模范作用,并通过同业公会领导私营企业。工会可和建筑业同业公会签订全市性的合同。

第十一,加强工会组织工作。建筑工人的特点是:第一、行会、帮派思想很严重;第二、季节性;第三、分散性;第四、流动性。这样就决定了建筑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应与其他工会有所不同。建筑工会的基层组织可有几种形式:第一、以建筑公司为单位来建立;第二、按工地建立;第三、按工程队的组织建立;第四、按职业建立(如泥水匠、木匠、油漆匠等);第五、按地区、按街道建立。几种形式都可以采用,最好的是按公司和工地建立组织,其次是按工程队建立,第四、第五两种是过渡形式。

会议上一致认为:为了配合建筑工业管理局的工作,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在今天还不到立刻建立的时候,可先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筹备成立全国建筑工会组织。在工会工作中的文教工作,对建筑工人特别重要。因为在建筑工人中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的行会帮派思想,需加强阶级教育,中直修建处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学习。教育应以政治教育为重点,同时还应重视技术教育,因为今天技术工人缺乏,已成为严重的问题培养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是国家建筑工业管理部门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工会的重要任务行政和工会应特别抓紧冬季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

以上就是这次会议提出改革旧建筑业的办法,而最后一项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加强工会工作是贯彻前10项办法的基本环节。天津、太原和北京的经验都证明只有依靠工人群众才能搞好建筑工作。北京中国建筑公司在交通银行工地组织了工会,由于废除了中间剥削和解决了工人困难问题,工人工作情绪提高,在工会领导下,开展了劳动竞赛,对保证质量和节约起了良好的作用。天津中纺一厂在修建工房时,成立了工地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评验工程,不但提高了质量,而且提前6天完成任务。

会议过程中曾对两个问题有过争论:

第一,是建筑业中应否实行计件工资制的问题。有同志认为计件工资制使工人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所以主张计时工资制。其实计件工资制是最能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科学的工资制度,而计件的数量是按照一定的质量或规格的前提下来决定的(不合质量规格者,减发或不发工资)。所以实行计件工资制不但能提高数量,并可保证质量,问题在于有无质量规格的规定,有无检查和监督制度。但实行计件工资制,必须经过一定的准备工作,在取消把头的包工制或集体计件制后,立即实行个人计件制是有困难的,在这期间可实行计时工资制作为过渡办法,在各种合理的制度建立后,便应逐步改行计件工资制。

第二,是合作社问题。少奇同志早就说过,建筑业中的问题一般不能用合作社方式来解决,用合作社方式是办不好的,最好的办法是搞国营建筑公司。事实证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南京、北京、哈尔滨等地都组织过建筑合作社,因为无资本,无技术人员,大工包不了,小工不够做,都先后垮台了。因为合作社暂时只能搞小生产,建筑业是大生产,合作社很难积累资本来进行扩大再生产。所以办好建筑工业应以组织国营建筑公司为主。小型的合作社还是可以用的,如小营造作坊,经作坊主同意,也可以改组为合作社。

建筑工业是国家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是百年大计的工作。去年一年我们国家在建筑工业上的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30%以上,这还只是准备建设时期,将来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建筑工业更要大大发展。如果建筑业搞不好,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希望各地党委重视建筑业的工作。在今天建筑业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各地党委重视改革旧建筑业的工作,加强对建筑业的领导,要派得力的干部和好的党员去参加建筑业工作,要在建筑业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行会主义,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在开始时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设立建筑业工作委员会,组织工作队进行工作。建筑公司工作同志和工会工作同志要善于取得党的领导,做好建筑工业工作。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1951年7月中共中央对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建筑工业,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但我们党在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影响最弱。这种情形已经并在将来还要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损失。因此,除告中财委准备建立专门的建筑工业管理部门并加强其领导外,各级党委必须迅速加强在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工作,才能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完成目前和将来的建设任务。现将李立三同志关于全国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望你们立即加以研究,并根据你处建筑工业中的实际情况,制订整理和改革的初步计划,付之实行,同时将你们的意见和经验电告。

1951年10月,永茂建筑公司与永茂建材公司、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合并,组建为北京市建筑公司。1952年初,北京市的一部分机关生产单位和建筑合作社并到北京市建筑公司。

1951年11月15日中华全国总建筑工会提议北京市总工会于1952年1月召开北京市建筑工人代表大会。

1952年1月23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北京市建筑工人代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节录)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祝贺北京市建筑工人同志们这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领导下对改造建筑业、反对和肃清剥削我们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推行先进的生产方法以及改造整个建筑业方面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功。

北京建筑工人同志们在这方面的胜利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建设事业,即我们国家工业化,建筑工人是要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国家的工业投资最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建筑事业,工业的固定资本,主要是房屋和机器。在革命胜利后二年多的今天,还在大建设的准备时期,北京建筑工人已不再像国民党时期的无业可就,而是完全就业,并且还招了许多外地工人到北京工作。很多地方如东北也都是这样,这说明建筑业是会大大发展的。据初步统计,现在全国有建筑工人50万,如真正建设起来,将会增加十倍。因为不仅发展工业需要造房子,而且文化建设如学校、科学院、俱乐部、图书馆等也必须先造房子,现在任何一个城市,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工业的发展将使得人口愈集中到城市,这就需要大量造房子,现在房子还是造得很简单的,将来就要做长远之计,造大的、好的房子。也许十年或廿年以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房子就会大大改造。现在苏联农民住的房子就要改为新式洋房了。当然这在我们国家还需一个阶段才能达到。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建筑业的前途是远大的,建筑业不仅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期仍将不断地发展。但是,目前建筑业的情况怎样?现在有许多严重问题阻碍着我们建筑业的发展,破坏着建筑业的发展。问题中之最严重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奸商、把头的贪污浪费,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奸商把头对于我们工人的层层剥削,使我们工人生活非常困难,劳动条件非常差。这就是说中国的建筑业资本家及公营建筑公司–除去少数经营好的公营建筑公司以外,还是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经营方法,偷盗国家财产,残酷剥削工人。因此,国家投资于建筑业的三分之一被贪污浪费掉了。如北京市逮捕的刘元敬,包了285亿的工程,就贪污了80亿,将近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偷工减料的结果,很多房子刚造好就坏了,需要修补,,甚至另盖。我们国家去年投资到建筑业的资本约在100亿斤小米以上,如以三分之一被贪污、浪费计算,就达到30亿斤小米,合30000亿人民币。这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说本来可造10个工厂的,现在只能造7个工厂,本来能造 10幢房子,现在只能盖7幢了,其余都被贪污、浪费掉了,我们全国人民所辛苦积累的资本被少数人–奸商、把头剥削去了。如果不把贪污、浪费现象肃清,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失。为了使我们的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我们就不能不采取许多办法改造我们建筑业,一步一步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变成新民主主义的经营方式、社会主义经营方式,就是要把建筑事业中一切旧的制度加以改革,建立一套完全新的制度,用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制度。这样我们的建筑事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才能够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改革建筑事业是一个非常繁重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可完成的,是要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改革。

怎样开始改革建筑事业呢?开始的步骤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反对把头制度。去年全国总工会召集过一次建筑业工会工作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发现了建筑业中的严重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许多如何改革建筑事业的办法。现在全国开展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巨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我们建筑工人要坚决地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坚决反对那些贪污、浪费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分子,这对我们改造建筑事业特别有利,而且这是我们建筑业全体人员应当尽的义务。这个运动的胜利,无疑是对我们改造建筑事业造成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在建筑事业当中,不仅仅是所有的私营建筑公司,唯一的思想,是暴利思想,即利用建筑事业来发大财,,而且某些公营建筑公司、国营建筑公司,也有这一个暴利思想,也有靠建筑事业来发财的思想。真正把建筑事业看成是个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从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办建筑事业,在国营企业中可能还是少数,特别是机关生产,它们为什么办建筑事业呢?就是为了赚钱。同志们,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建筑事业与那些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是一条,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建筑事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是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全体人民利益出发的;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它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为发财;一个是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一个是从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这就是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建筑事业与资本主义的建筑事业的根本不同点。由于这样一个根本不同,就生出根本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及经营的办法。私营建筑业以发财为目的,从暴利思想出发,偷工减料,投机倒把,想方设法偷盗国家财产;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进行对工人的剥削。因为只有采取这些方法,才能达到他个人发财的目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建筑公司,既然是要为人民服务,要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那它的经营方式就完全不同,它就会考虑到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建筑出最牢固的建筑物;就会考虑到如何用很少的钱又建筑出更多更好的事业出来。在管理方面也就会完全不同,这就要依靠广大工人同志的觉悟,要依靠工人群众的努力生产。因此就要根本改变过去那种压迫剥削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要采取新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够发扬出我们厂大工人群众的智慧,才能使我们工人,技术人员(包括职员、工程师在内)都能够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努力,这样的结果无疑会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模范工作者,像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全国出名的苏长有,谢万福等,只有这样,,我们的建筑事业才会面貌一新。我们要把过去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以发财为目的的建筑事业逐渐改造,使他真正为人民服务。怎样改造呢?首先就要反对贪污行为和偷盗国家财产的行为,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不把这些东西去掉,我们就无从着手。诸位同志了解的很清楚,建筑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是比任何事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都严重,,建筑业中有些贪图私利、为非作恶的资本家,所运用的贪污手段也是在各种事业中最厉害的一种、最卑鄙龌龊的一种。我只举几个例子,同志们就可以想得到。在建筑事业中为什么那些奸商分子能够这样搞?首先一条就是现在我们建筑业中还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盖房子时仍采用投标制,这就给奸商造成了买空卖空、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第一是“抬轿子”,即数家建筑公司暗地勾结一起,分别投标,抬高价格,即使我们采取最低标价,仍会高于我们的标底;第二是贿赂收买我们的工作人员,偷出标底,然后以高价投标;第三是收买或勾结设计人员,把标底价格评得很高,并事先由设计)员将那里可偷工减料、可用代用品等告诉奸商,在包得工程后进行投机取巧。由于以上种种使国家所付建筑费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大批国家的财产被偷盗去了。在建筑业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偷工减料,常有刚造好的房子就要倒塌,或一个工程只用了原材料费的 40%。据我们现在所知,没有一个工程不偷工减料,这只能将少数经营好的公营建筑公司除外。不管是钢筋、洋灰、木料、油漆、颜料、砖瓦,只要能偷就偷,能用次品代替就用次品代替。如1949年我们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新华门好好的修饰一下,但建筑公司也敢偷工减料,原规定用七美元一两的银朱红,他们却用3000 元一两的洋红代替了;原规定用赤金,他们用低于赤金价格一百倍的洋金代替了。这真是偷到国家的大门口了。

同志们!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打入我们内部来了。我们的建筑公司中有奸商派来的奸细,有些甚至当起负责人来。在我们的某些工业管理部门中,如基本建设部门他们也派去了好细,用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收买、腐化我们的干部,变成他们的走狗。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的一些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在对敌斗争中,是很勇敢、很坚决的。但进城后,经不住资本家的利诱,被他们俘虏了,被糖衣炮弹打倒了,就成了阶级、党、国家的叛徒,作了敌人的走狗,同奸商一起偷盗国家的财产,这样的事情也很多。三年来,资产阶级不惜用各种办法向我们工人阶级疯狂进攻,偷盗国家的财产,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为了达到其发财的目的,资产阶级更卑鄙的是残酷剥削工人。把头采用剥削工人的方法是层层剥削,其基本办法是现在许多地方仍盛行的“包工制”,即由建筑公司包给营造厂,再包给大把头、小把头,这样层层转包、层层剥削,到工人手里时,工费只剩下十分之三、四了,大部工费都落到包工头手里了。把头对工人的剥削真是残酷得很,方式也多得很,如欺骗敲诈、明抢暗偷等。所谓明抢即本来工费是100万,他说是40万,愿来则来,不愿来就去;暗偷方法就更多了,如多扣伙食钱,放高利贷,利用找工作要送礼,送人情等。除此以外,他们还残酷压迫工人,让你服从他,否则就用各种方法迫害你,不知有多少工人同志在他们的残酷压迫下丢掉了性命。同志们!这样的血债是写也写不完的!解放后在某些偏僻地区甚至个别大城市还存在着这样的事情。譬如南京的建筑工人在把头残酷的剥削下竟饿死了,甚至有的被把头逼得上吊自杀!造成严重的人命惨案。

把头制度是世界上最封建、最残酷、最野蛮的一种剥削制度,也正由于这样,帝国主义就利用这种封建势力来统治、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而中国的资本家是与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相勾结,他们经营工厂及其他事业都是采取封建的办法来统治剥削工人。他们利用封建的帮口及会道门组织来分裂工人,参加帮口、会道门组织的工人如果不听该组织头子的话,那就会被杀死或丢在河里去,不但如此,而且还挑拨工人之间的团结。更严重的是用封建制度层层转包来剥削工人,把头可以不劳而获,这叫做非经济剥削,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但是那种封建的残余思想还存在着,他们仍然采用封建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压迫工人阶级,现在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进攻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利思想。他们为了发财采用敌人的一套办法进行盗窃,这是资产阶级黑暗、腐朽、反动的一面,与共同纲领完全相违背的。当然,资产阶级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是统战里的一部分,当他赞成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时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暴利思想存在,更不允许他们支持反动阶级的封建思想存在,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黑暗腐朽反动的一面,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建设,无法工业化,更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我刚才所说的在建设事业中反对把头制度,废除把头制度,这个事情怎样做呢?同志们听了北京反把经验的报告,但它有很多北京的特点及北京的特殊经验,也有其共同的原则,即在全国都可以适用。所以同志们如果把北京的经验研究一下,找出其共同的原则性的东西与共同的实际的经验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很正确的在每一个地方进行反把斗争、废除封建把头的办法。北京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一、北京的胜利首先就是由于北京市党委的领导,动员了所有的建筑业中的行政方面、工会方面及工人群众中的党员在运动中起积极的作用,有了全面的计划,全面的办法后又进行了全体动员,这是北京运动能够取得迅速胜利的决定条件。

二、工会在反把斗争中要起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运动是搞不好的。同志们都知道北京在这个工作上采取了许许多多的细密办法,进行了许多艰苦工作,进行了许多组织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许多干部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块生活,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根据他们的困难和痛苦,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这样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这一运动才慢慢开展起来。这一运动要先从一个工地、一个公司开始慢慢推广,然后再全面开展。北京这个经验特别重要,值得我们工会工作者研究。

三、一定要和行政配合一致,要使行政了解组织反把斗争的必要性,不废除把头制度,建筑业的改进是困难的。只有把封建把头去掉,才能够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才能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只有行政明确了这一运动意义,才能积极地支持工会,支持工人与群众一块来进行这一斗争。老实讲行政在这一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工会小,甚至比工会大,要使行政方面有决心来进行这个工作。因此同志们回去以后应当向行政负责同志宣传介绍这个工作。要使这一工作做好,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行政、工会、青年团各方面的配合一致。

毛主席告诉我们:应把这一斗争一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看成是我们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一场大战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应该肃清资产阶级的那种腐朽反动的思想;当然,我们对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欢迎的。同志们回去后,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在建筑业中开展这一运动,就可以保证建筑事业的改革可以从这个运动开始,而且可在这一运动中慢慢的开展起来,最后达到完全改革建筑业的目的,那时我们建筑事业就会得到更大的成功与胜利。

最后,我愿意祝同志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回去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为彻底改造建筑事业的开始步骤。祝同志们胜利!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二)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设建筑事务所、材料厂和房地产管理所,房屋修缮任务主要由私人营造厂承包。同年,举办技术训练班,培训第一批房管干部,招收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学员108人,结业后分配做公房管理员。

1950年起,故宫博物院修缮工程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拨款,修缮工程采用招标办法,由私营营造厂承担。到1952年,清理和运出垃圾渣土25万立方米,疏通2100米的内金水河,从河中挖掘出淤泥5000立方米,18公里坍塌毁坏的明沟和暗渠得到修整,并增设5公里长的污水排泄管道。

1951年,为杜绝私人营造厂商中间盘剥和提高工程质量,公逆产清管局建筑事务所成立技工大队,共有2000多人(多为临时工),各房管所也成立23个分队,连同小工,约有5000人。同时,通过用适当的工资待遇,结合政治教育,巩固了23名工程师及35名技术员,六个房管所还吸收一些瓦工、木工为长期工,共约320人。同年,建筑事务所合并到北京市建筑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机关房屋主管机构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最终过渡到由国管局负责中央机关房产管理工作。

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时期(1949.11—1953.05)。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是中央层面首个归口管理机关房屋的机构。1949年11月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4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房委会),负责统筹首都各机关房屋的分配工作。次日,政务院房委会召开成立大会。该机构实行委员会负责制,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负责统计调查、统购统分驻京各机关房屋,支付由中财委负责。当月,公营企业在京购房纳入房委会审核范围。

政务院房委会成立之初,试图遏止各单位无序竞争推高房价。1949年11月,房委会向中财委请款10亿元(旧币)。中央财力有限,只批准拨款5亿元,够买四五百间房,加上清管局可能清出的房,总共千余间,与42个单位申请4000间房的需求相去甚远。房委会意识到,清房和买房只可应急,非长久之计。经征求苏联专家意见,房委会提出要以租养房。

由于各级机关住用房需求迫切,首都房价猛涨,加剧了筹房难度。5月、9月,政务院房委会发出通知,先是严控机关企事业单位买房,后转为各级机关及公营企业单位一律停止在京购房。禁购令下,购房需求转向租房,交租普遍在1年以上,有的不惜高价抢租,甚至一次交一二十年租金,引发房租飞涨。11月、12月,政务院秘书厅两次通令,重申严格执行限制购房办法。

面对房价腾贵的现实,建房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1月,齐燕铭、周荣鑫向周恩来总理建议统一筹建、分批配拨。9月,经政务院房委会提议,薄一波、周荣鑫向周总理报告了当年建房6000间的总体安排并获准。1951年1月,薄一波提出严格控制新增机构、适量拨款建房等四项建议。遵照周恩来总理批示精神,齐燕铭、周荣鑫提出解决驻京机关用房问题的办法,包括拨款建造新房、规定建筑标准、实行公房收租等。3月,政务院房委会会议决定当年建房2.2万间。

有了房屋,管和修的任务接踵而至。1951年10月,房委会秘书主任荣光提出,将中央房屋移交北京市统管。1952年5月,政务院房委会办公室再次提出房屋应由北京市统管。限于当时条件,此议未能实现。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1953年5月,齐燕铭提出将政务院房屋统筹委员会改组更名为政务院房屋管理委员会,获得批准。

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时期,先后为中央一级党政军群机关租购房屋3509处、100136间,并着手新建房屋,初步缓解了急需。

1951年,中直修办处的职工人数达到10379人,比1950年增加2倍其中管理人员994人。工程处下设19个工区(工地):材料处下设汽车队、仓库、光华木材厂、建华铁工厂、琉璃瓦厂、白灰厂、砂石厂、国华水泥瓦麻刀厂和利华、兴华、北华、振华、益华、京华、北京7家砖厂等,机关下设4个修缮施工所。

1951年,国内政治经济逐步稳定,建筑业亦开始恢复,仅1951年上半年私营厂商流水额就将近1950年全年的两倍。由于工程量增多,而施工的工人需要临时雇请,在建设过程中,厂家间出现了变相提高工资拉人的现象。为此公私各厂商为避免恶性竞争,减少工人流动,安心生产,遂于4月开始商讨建筑业工资标准公约。

当月,在北京市劳动局的组织下,由公营私营厂商经过谈判,共同讨论通过了《北京市公私建筑业关于工资标准的公约》、《北京市建筑工人临时里工公议日薪表》、《北京市技术工人公议分级标准》、《北京市建筑工人工作时间》以及《北京市公私建筑业工资协商委员会试行简则》。

《工资标准的公约》规定了各单位应遵守协议工资,禁止相互拉人,并对违反者施以极为严厉的处罚。《分级标准》将建筑业工人分为壮工、土工、铁筋工、管子工、扎彩工、油漆工、瓦木工、石工、机器工、电工十大类,并在各类工人中按照技术水平将工资分为五等27级,最高为一等1级,日工资20000元,最低为五等27级,日工资7000元,级差500元。同时确定各工种一般标准工资暨工资估价数,日工作时间仍然与劳资集体合同相同。与传统的工资相比,此次工资议定因建筑业技术的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铁筋工、管子工、油毡工、机器工、电工。同时工资分级改变了1949年第一次劳资集体合同中的两级制,针对各工种的具体情况,将工资按技术等级发放,这套技术等级也是建筑业建国后第一部工人技术等级,一方面使厂商发放工资和工人要求工资时有了具体的考察依据,避免传统方式中由工匠头目自行掌握的情况,便于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能够促使工人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但是技术等级和工资划分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在技术等级考察上出现了非技术的因素以及工资分级过多,级差过小的缺点。

1951年5月30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级行政经费改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的通知》,决定自同年6月1日起,中央级行政经费,除外交、公安特别财务费外,均交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管理。据此,该局由原来管理的13个单位扩大为41个单位(含中共中央办公厅)。自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房屋修缮经费统一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协调。到1952年4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为中央在京机关共修缮房屋近7万平方米,新建房屋31.5万平方米。

随着政府投资的工程任务增多,私营木厂、营造厂,以及建筑工会组织的生产合作社不能满足需要,需要大规模组建国营建筑工程公司。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提出,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大行政区工业部均应成立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包本部门的建筑工程。6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建筑工会工作会议,也主张建筑业由国家专办,由国家设立国营建筑设计公司和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建筑工业的管理部门,将国家投资的工程任务直接分配给国营建筑设计公司和工程公司设计和施工。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木厂、营造厂失去信任之后,中财委(“中财委”当时设在朝阳门里一个叫“九爷府”的地方现称孚王府。)也认为各级政府投资的建筑工程,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于是,1952年下半年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大规模设立国营建筑公司。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建筑工程部,各大区和重要省、市、自治区设立建筑工程部或工程局。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一)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迅速接收敌伪房产并购租房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物质准备,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工作。当天,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率中直机关进城先遣队奔赴北平,迅速接收了西直门至香山一带的全部敌伪军房屋,以及部分城内的敌伪房屋,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移驻北平作准备。北平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绝大部分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因此修缮工程大部分为明清时期古建修缮。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瓦木工人共有2万多人,多半是分散的、受私营营造厂商剥削雇佣的个体劳动者,主要承担零星的修缮工程。3月底,北平建筑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可以自行承包工程。4月初,北平市人民政府设立建设局,负责全市的河渠、道路、房屋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计划与修建工程。5月22日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林是镇、王明之、钟森等建筑界知名人士,决定聘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参加调查研究和规划设计工作,授权梁思成教授及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规划西郊新市区。6月29日,正式成立了建筑业工会,讨论通过了《建筑业职工会章(草案)》及《建筑业劳资契约(草案)》。8月13日,建筑业劳资双方签订工资临时协议书。9月23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劳动局邀请市有关部门举行大会,签订建筑业劳资双方集体合同,全市240多家私营建筑企业,根据劳资两利政策进行了协调工作。1950年3月,北京市的6个建筑劳动合作社正式成立联合社,负责承包各界建筑工程,统一购料、设计、施工,已经具有小型建筑公司的雏形。10月15日,正式制定和颁布了《北京市营造业管理暂行规定》。在组织个体生产者走合作、联合道路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和发展了国营建筑公司。北京地区主要从以下几个渠道组织了建筑队伍。一是以解放区的建筑力量为主进行组建。例如,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 年初迁至北平后,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即着手筹建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建筑公司,经北平市建设局批准成立,8月10日颁发了《北平市营造业营字第一号临时登记证》,由华北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曹承宗任经理,刘、申景泰任副经理。这个公司实行优厚待遇,聘请了一些有名望的建筑师、工程师如庄俊、黄强等任职。1950年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国营建筑企业总公司,并在西北(西安)、中南(武汉)组建了2个区公司,在北京、天津和平原省有3个分公司,在大同、沈阳有两个办事处,还有木材、铁件、砖瓦、陶瓷等工厂。公司管理人员 1200 余人,工程技术人员 1300余人;施工高峰时,包括合同工、临时工、职工达7万余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包括设计、施工、材料生产的跨地区的大型国营建筑公司。1952年各大区建立建筑部门后,这个公司的所属单位均就地下放,成为当地建筑队伍的主力之一。

二是以解决机关修建为主的自营建筑单位。如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平后,为解决中直机关的修建任务,于1949年上半年成立了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在北平、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接收、延聘了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吸收了大批技术工人,并自办各种培训班。在两年多时间内,职工发展到近万人,工程技术人员 300 多人,修缮房屋5万多平方米,新建房屋 30 万平方米,完成了中直机关的修建任务。1952年3月12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后,这个修建机构交国家统一管理,成为国营建筑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是由地方筹建的合营建筑公司。1949年9月,北平市军管会即责成副秘书长李公侠负责筹建公营永茂建筑公司,成立了以张准为组长的筹建小组,吸收了私营基泰建筑公司刘礼华、刘友温等10余人,以此为基础开始办公。年底吸收在北京大学任教并经营龙虎建筑事务所的钟森、朱兆雪和工程师沈参潢、杨耀、张浩等20余人。1950年春节后,又到上海延聘了顾鹏程建筑事务所的张开济工程师及中国银行的陆仓贤等50人来京,组织了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永茂建筑公司,于3月10日正式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总经理李公侠(兼任),经理钟森,总工程师顾鹏程,副总工程师张开济、杨耀,并聘请杨廷宝、杨宽麟为顾问工程师。公司除设计和代办施工外,还承办运销全国各厂建筑器材,并附设永茂材料厂、华林制材厂、美坚家具厂、周口店灰厂、永建砖窑、西通河琉璃瓦厂。1949年冬至1950年春,又去香港聘请工程师张傅、张宪虞等4人来京,充实设计力量。之后,成立了工程队,吸收了固定工人,正式组成一个设计、施工、建材一体化经营的建筑工程公司。不仅在北京承担设计和施工任务,而且派出力量到西安、太原等外省市承包工程。1951年10月,永茂公司更名为北京市建筑公司,下设设计公司、工程公司、材料公司。

在1949年刚解放时,还不到200户营造厂;且都处于无工可包、无活可揽、营业不佳、奄奄待毙的状态。两年来,由于政府向首都建设事业上的大量投资,使各行业起死回生,尤其营造业发展最快。现全市已有321户,仅长期职工即达2442名。其情况可大致分三类:(1)空手起家的暴发户。他们简直是流氓群、强盗窝,同和新记一级营造厂5个职员是:国民党少校库长、上尉库员、伪法官、伪警察、女招待;又如无营业执照包80亿元工程的大地营造厂,10个职员6个是国民党的特务;更严重的中兴台记营造厂干脆是一窝子国际间谍,根本不懂工程业务,并无长期打算,视国家建设为赌博,采取“请客”、“送礼”、“解决困难”、“答应入股”等办法,大量行贿,盗取标底后则肆无忌惮的利用“高估”、“偷工”、“偷料”、“套购”等手段盗窃国家资财。在36亿元的工程中偷盗竟达20亿元之巨,使建筑物寿命缩短三分之二。更严重的是汇力营造厂9000万元的工程,勾结干部向公家假报了2.4亿元,与干部同去银行支款,你一麻袋我一麻包,根本不数,真是“慷慨”“大方”。有的则是以营造厂为幌子专作特务活动或投机倒把的非法勾当;有的一次倒卖木料14亿元,白灰3000吨。(2)封建性大的老厂子。他们用人是至亲厚友,有的干脆就是父子兵。如天增营造厂经营了40多年,职工们不是掌柜的侄子就是几十年的朋友或自己亲手带起来的徒弟。他们营业历史悠久,行贿也有规矩(一般是5%);偷工减料也有分寸(一般占营业额的30%);办法也最巧妙。他们赚了钱买房、买地、购置财产,想靠这行来养活子子孙孙。(3)把头转业的小厂子。根据39户营造厂的统计,就有21户是把头在去年开业的。其中有些在把头临时租凑了些杉篙,假报了三级营造厂。他们营业的方式,是利用自己统治系统下的小把头、老工人,清工包活,大量的偷工偷税无情的克扣工人工资,有7000万的流水,漏税即达6000万元;大兴和记一家就养了16个把头,剥削工人工资3亿多元。但不论厂子的大小,在盗窃国家财产上则都是集中精力尽力而为,能偷则偷,得抢便抢,不是强盗就是贼寇,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仅三区五个厂子盗窃即近600亿元,可供全区4000建筑工人吃20年。

他们对工人、工会的进攻更是凶狠毒辣。解放至今,打骂学徒仍是家常便饭,六合顺经理拿桌腿打破学徒头后用锯沫堵上,还说:“你这头怎么这样糟!”“分红”、“入股”小恩小惠借以诱惑麻痹职工,有的年终给职工分红3000万元。文彬营造厂经理拉职工入股,阻止工人加入工会,随便开除工会会员。义大营造厂经理公开警告学徒,入工会的20斤小米,不入工会的40斤小米;俱顺水厂5个会员开除了4个,分化工人团结,有组织的破坏工会。艺美木器行经理把工人分成河北帮、山东帮、孟家班,使其互相攻击斗殴;北郊六家木厂经理每周聚餐研究如何破坏工会。更有的收买工会干部或打入工会进行控制,资本家安秀峰就是这样钻进工会的,益兴经理派外甥打入工会当主席。总之,营造业是五毒俱全、十罪者有、凶狠毒辣,罪恶滔天。

兴隆木厂曾是京城12家官木厂的首柜。在清代但凡涉及皇家的工程都由朝廷转给兴隆木厂,兴隆木厂再分发给别家官木厂。兴隆木厂在第12代掌柜马辉堂手里登峰造极,他是马旭初的祖父。时逢清末,马辉堂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先后承揽了颐和园、慈安陵、慈禧陵、光绪陵的营造工程。据说,兴隆木厂到户部支领工程钱的骡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头车都到了西四牌楼附近的兴隆木厂了,尾车还在户部,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拖欠着马家不少工程款,仅仅光绪皇帝陵一项就拖欠了兴隆木厂白银20多万两。马家的富甲京城由此可见一斑。
  马家到底有多富?马旭初三言两语,语调平常:“北平一解放,我就把家产都捐了。有魏家胡同的近千间房、恒茂木厂、东安市场上百家铺面和摊位,还有同济堂药店、北京饭店、北京和天津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开滦煤矿的股份。”事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北京的私家小汽车加起来也不足100辆,马家有7辆,马旭初学车时太小,脚下垫着木块才踩得着油门刹车;恒茂木厂存料场和厂房在美术馆后街,从西扬威胡同一直到山老胡同;魏家胡同的房产是马家私宅,历时三载修建,厅堂用金砖墁地,墙壁磨砖对缝,山石林立而不繁琐,荷池灵秀而不造作,在老北京有响当当的名头。

1949年2月1日,奉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周子健、申伯纯、金城等人与部分民主人士赶往北平。统战部先后接管了中南海、北京饭店等处,在中南海整修房屋2000余间,修缮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瀛台等处,为中央领导同志入住和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作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南海办事处修建股划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总务处修建科。

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政府设立了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房地产部、房产管理委员会、公逆产清管局等机构,接管了地政局。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设有房屋修建委员会。随着党政军机关陆续进驻北平,为统一处理党政军机关用房等问题,于1949年2月成立了北平市房产管理委员会。1949年11月5日,鉴于政务院房屋统筹分配委员会业已成立,该委员会宣告撤销。

解放之初,北平各级机关房口机构多,关系复杂,迫切需要由一个机构统筹解决各机关住用房问题。由北平(北京)市暂管中央机关房产,与当时北平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尚未组建的历史条件是相适应的,带有临时性、过渡性。

为了解决中央直属机关进入北京后办公和生活用房,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同年4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负责筹备和组建工作。不久,军委总务处许东也参加组建工作,办公地点在西郊万寿路。同年7月1日,中直修办处正式宣告成立,范离任主任。成立负责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办公和生活用房的修缮。中直修办处组建之初,工作人员多来自老解放区,对房屋建筑工程的技术和业务所知较少,特聘请了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为顾问,指导工作。1950年,中直修办处从各地补充技术力量,成立了设计室,戴念慈任主任。中直修办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中直修办处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1949年内,就为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房屋近2万平方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十分关怀中直修办处的工作,经常到驻地和工地上视察和指导工作,听取工作汇报。接管北平之后,许多机关进入城内,对办公用房和住房的需求急剧扩大,以致出现“房荒”。各大单位为了解决本单位的房屋紧缺问题,纷纷设立工程处或修建处。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建一些房屋。这些工程,都要由第一施工所来完成。

刚进入北平后,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支专门的房屋建造维修队伍。第一施工所组成以前,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都是承包给社会上的营造厂或从营造厂雇佣工匠来做。

但阶级斗争的弦马上绷紧了,尤其是担负着警卫责任的部门,他们认为临时雇用的人,很难一下全摸清他们的背景底细,给他们与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总有几分潜在的威胁;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以及施工后的质量也有些问题,还时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的事。因此,中央负责行政工作的部门决定成立自己的维修队伍。

田恒贵说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现山东大学)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1951年春,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等四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

中直修办处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围墙、碉堡等。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田恒贵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

田恒贵说:我们刚到中直修办处,去山东调我们的郭青山就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为什么这么急着自己组织队伍,因为前不久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事。

当时郭青山讲得比较含糊,也没有指名道姓。进中南海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又对新来的人员进行教育,田恒贵才对那次事故有了清晰完整地了解。

此事发生在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会议筹备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住在中南海里的纯一斋院落,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办公。院落里的房屋年久失修,需要修葺,就从社会上雇来施工队。按规定,每天收工时,施工人员要把现场清理整齐,把材料堆放好,排除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或对危险地段做出明显警示标志。

负责检查现场的,是行政处的一位老同志,他文化程度不高 ,也不太清楚施工现场的清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天,施工队清理工作做得比较草率,老同志也未能发现隐患。

夜里,李维汉起来上厕所,因为看不清楚,在经过一个既没有认真遮盖,也没有做警示标志的水表井时,掉了进去摔断了腿。在他治疗期间,年长的林伯渠不得不更多地担负了筹备政协的工作。

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田恒贵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里住的、办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只是被告知那里是中央机关。而且进了中直修办处就强调纪律,要注意保密,不该问的不问,以致他在进了中南海两个多月,还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1949年2月19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4月,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故宫售票款作为修缮费用。据此,故宫博物院列出应修缮的工程共21项,其中利用票款修缮的12项,文化接管委员会拨专款修缮的工程共9项。5月,第一项修缮工程庆寿堂库房修缮工程开工,由私营天顺营造厂承担。

北平解放初期,政府即成立相关工会组织领导营造业的工作。1949年3月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人联合会生产合作社。6月又成立了建筑业职工会和建筑劳动合作社。营造业开始在建筑工会的主持下进行劳资谈判,议定工人的工资与福利。

1949年4月下旬,北京市委提出按行按业集体解决劳资纠纷。具体到建筑业,则由劳资双方各提出合同草案。五月由同业公会举行会议进行讨论,至六月底,由厂方拟出资方草案。但在讨论方案时,北平物价开始急剧波动,工人工资的上涨远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导致工人无法生活,怨言四起。劳资双方在谈判中,为应对物价上涨造成的冲击,双方工资由原先的货币数目改为依当日《人民日报》所载伏地小米价格折算。8月9日,双方代表签订《建筑业规定工资临时协议书》,规定临时大工每工小米12斤,临时小工每工小米8斤,自1949年8月15日起实行,至建筑业劳资公约正式订立之日止。同时为稳定队伍,防止恶性竞争,要求双方不得私自减低工资而承揽工程以免破坏协议。

工资议定后,劳资双方继续就劳资集体合同事宜进行谈判,并于9月23日通过《劳资集体合同》,就工人待遇、福利、劳动时间、假期、学徒工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劳资集体合同》在工资方面延续了《工资临时协议书》的约定,另规定了临时大小工最低工资分别为11斤和7斤小米;长期工工资为临时工工资十分之八:技师、技术员、事务员的工资按月计(具体数额由劳资双方进行协商);饭钱每日在工资内扣除3斤小米;学徒工按月发放津贴,第一年每月小米六斤,第二年每月小米15斤,第三年每月小米25斤,由厂商供给食宿衣服。加班工资,在两小时以内者,工资按半工计算,超过两小时按夜工的旧有习惯处理;破工工资,工作不到半日按半日计算,超过半日按整天计算。

每日工作时间上,合同规定春秋两季为9小时,夏季及冬季各增减1小时。福利方面,合同明确了对于职工的工作安全、卫生条件以及因工伤病、残废时厂方的责任。剩余碎料及年节馈送则照旧例办理。假期方面,合同规定在政府法定假期须休假,传统节日依照旧例,假期工资照发。事假病假依长短不同发给相应工资。师徒关系上,合同要求工徒年龄须在15岁以上,从师三年满期。学徒期间工徒应当听师傅指导,专心学习,提高技术;厂方应当爱护工徒,诚实传授并指导技术,严禁打骂虐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公共房产。9月,依据华北人民政府通令,北平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对公房进行初步检查,掌握房屋及其构件健康状况,为制定房屋修缮工程计划提供依据,房屋安全普查由此开始,以后成为年度普查制度。当年底,公逆产清管局直接管理的公房2.12万间,建筑面积30.19万平方米,对收租的民用公房支出修缮费1万元,尚未收租的房屋修缮,由市财政局预借2万元。直管公房修缮由此开始。

1949年9月,北平市政府派军管会副秘书长李公侠负责筹设北平市公营永茂建筑公司。随着公营建筑公司的设立,对建筑工人的需求急剧扩大。由于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相对不足,各国营建筑公司在争抢技术工人的过程中,将一部分技术工人聘为长期工人,也称固定工,改变了过去私营木厂、营造厂很少常年雇佣工人的习惯。

1949年10月1日,北京市公营永茂建筑公司成立,这是一家大型地方国营建筑企业由北平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李公侠领导,钟森任经理,刘礼华、崔彦彩任副经理。同一时期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党政机关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一些规模不一、属于机关生产性质的建筑机构和建筑公司,主要承担本单位的房屋修建任务。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前言 四关防无术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有法无释、有技无科必然导致关防无术。梁思成先生在《营造法式注释》中定义:“《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它的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上建筑规范。”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潘谷西在《营造法式解读》中进一步阐释,《营造法式》实际上是北宋政府用来做建筑工程预算和质量控制的书。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这一时期,中国无论在文学、艺术、科学、经济,还是建筑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从《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便可直观感受到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宋营造业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一些负责工程的官员在开工前多估工料,施工中偷工减料,完工后又谎报结余,邀功请赏。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提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于是他制定了以理财为先的一系列新法。与此同时,“熙宁中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目的是整顿建筑方面的混乱现象,制定严格的料例工限,以杜防贪污腐败,把建筑工程这个需要大量投资的行业,列入了“理财”的范围。为了杜绝工程腐败,宋仁宗曾经要求有关部门拿出一个监督工程质量、控制预算的办法。显然,有关部门所给出的“办法”并不成功,工程中虚报冒估、偷工减料的行为仍十分猖獗。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修建感慈塔的工程中,主管部门预估用工达34万余工,朝廷派人重新做预算,结果只需原估数的五分之一,可见水分之大。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朝廷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逐步展开变法,朝野争论激烈,范纯仁、苏辙、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大臣先后贬职或被排挤出京。在变法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朝廷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主要是为了加强建筑工程的管理制度,减少靡费亏空,完全符合新法的主旨。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本人彻底退职,新法推行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驾崩为止,《营造法式》并未编成。

哲宗幼龄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全面废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六年(1091年)第一部法式终于编成,史称《元祐法式》,但此时旧党已经全面执政数年之久,当年编撰此书的初衷未能贯彻,也可能主持官员本身水平有限,修纂不当,故而存在“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等缺陷。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拜相,新党重新得势,但此时所谓“变法”早已失去意义,沦为新旧党争的借口,旧党再度遭到排挤。在此背景之下,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下旨指斥元祐《法式》的种种弊端,令将作监重新编修,于元符三年(1100年)成书(当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其间李诫正在将作监任职,得以承担编撰任务,这部巨著才得以完成。次年,新版《营造法式》正式刊行。

近代北京地区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砖木结构的平房,《营造法式》并不适用。在清营造则例的序言中梁思成说到,中国关于建筑的术书最重要的莫过于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和清工部颁行的工程做法则例。工程做法则例刊行于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与营造法式可称为前后两部相对的官书。工程做法则例的体例非常拙陋,详细的分析即非“做法”又非“则例”。做法需要说明如何动手,如何锯、如何刨、如何安装,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则例要说明结构部分机能上的原则归纳为例,包括一切结构部分的尺寸大小地位关系。然而工程做法则例在做法方面没有一字说明,在则例方面只将各部分的尺寸排列,而这尺寸乃是书中所举建筑物绝对的尺寸,而不是比例的或原则的度量。术书而没有举一反三的可能,若使建筑物放大或缩小一分一寸,全篇便不能应用,如此呆板的体裁,岂能说明建筑上无穷的变化?朱启钤先生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对于这种手抄本尽力搜来,在纸堆书籍里求得多种题目各各不同,有叫《工程做法》的,有叫《营津大木做法》的,又有分题做《大木分法》《小木分法》或某作分法的,内容都是原则算例,正是工程做法则例中所缺少的“则例”一部分,比工程做法则例的体裁高明的多。

在清代私营营造厂拥有客户资源和营业牌照,营造厂主加入只有企业主才能参加的鲁班行会建立起了行业组织和贸易壁垒。部分匠人收徒做大成为封建把头,把头通过帮匠人找活和管理项目的能力获得资源优势,垄断分包市场。匠人和把头依靠规矩、口诀、符号和传统传承方式控制知识,并加入只有匠人才能参加的鲁班圣会,通过控制知识和垄断业务资源建立起技术性贸易壁垒。不拜师学不到营造技艺,不加入鲁班圣会的工匠无事可做。这些优势和壁垒让行会和匠人有能力垄断和控制技术和工艺,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导致关防无术让学者的研究和外行的介入变得无能为力。

    作为三代的北京建筑系统工作人员,建筑和文物行业从业者。我了解到的当代营造行业传承历史在文献中记载不多。50年代,房屋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所建,绝大部分为砖木结构的平房,因此修缮工程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清时期古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工作涉及中直系统和国管局系统及中南海,因此比较敏感。在修缮企业入职时接受安全教育,牢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当时的主管部门已经合并或撤销,造成这一时期营造行业的传承历史很少被人提及,导致营造行业在近现代的传承遭受了很多误解。建国初期对于清代建筑各作做法的研究主体主要为具有古建施工能力的单位,如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市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故宫博物院等。这些单位存在着一定联系,但是在古建工艺技术资料领域,文物、建筑、园林等行业和教育研究机构依然长期存在着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与工业建筑领域施工工艺的学习主要在学校完成不同,传统建筑工艺的传承自古以来都是在施工现场由匠人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的。营造行业的传统技艺就像芯片行业的制造工艺一样,是行业的核心技术,营造技艺可能只是文物、园林系统或者科研机构之中需要保护和研究的内容之一,却是古建筑行业传承和研究的以及赖以为生的最主要内容。因此营造技艺在建筑业内部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的伟大革命影响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顶层设计及安排下,工会部门在建筑行业成立了工会取代了鲁班行会,1953年打倒了贪污腐败打压工人的封建把头,改变了所有制形式,在中财委和总工会的建议下成立了国营建筑企业。一系列改革解决了传统匠人生存和发展问题,提高了传统手工业者思想觉悟,在为国家建设出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下,1954年前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和技术部门的组织下,部分匠人自觉自愿向国家和行业贡献出数代人秘不外传的传统技艺。1954年4月,市房地产管理局制定《修缮工程施工暂行技术规则》,6月15日制定《修缮工程暂行质量标准》。1954年北京建工局编制了第一部《北京市建筑工程劳动定额》。1955年初,北京建工局在修订劳动定额的同时,编制《建筑工人操作规程》和《建筑工程材料消耗定额》(包括古式屋面工程、古式木作工程、古式油漆工程、彩画工程),1955年还先后发布了《木结构操作规程》《木装修操作规程》《砌砖操作规程》《抹灰操作规程》《白铁操作规程》《架子工操作规程》《石工操作规程》《玻璃工操作规程》《油漆操作规程》《古建彩画操作规程》。建筑修缮企业先后编制了《古建操作规程》《古建工程定额》《古建讲义》等技术和经济资料。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和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先后发布了多部古建操作规程和多种古建定额。1972年7月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古建工程处编制《古建工程定额试行本》,8月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古建队古建操作规程编写小组编制了《古建试行操作规程》。经过60-70年代几代古建公司专业技术人员自编教材自行授课的发展,1985年原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在局属职工大学在全国首次开办《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传授木作、瓦石作、油漆作、彩画作、古建预算、古建施工管理、古建设计等专业课程。向全国招收学员,学生毕业后为大专学历。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全方位多维度地规范和总结传承形成了今天的成果。北京建筑工程局、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和原下属单位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定额管理处、房修二公司先后编制了《古建劳动定额》《古建施工定额》《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古建修缮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房屋修缮工程预算消耗量定额》《古建筑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等技术和经济的规范标准和定额,让关防有术得以实现。建筑施工行业在中直、国管局及建工、房地系统先后领导下开创了一段超越营造学社的建筑学发展史,不仅历史上首次将营造技艺解密开源,将技术转化为学科,更是完成了近千年来《营造法式》追求的关防有术的最终目的,这一系列伟大创举和先贤们理应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2009年10月北京唯一能教授清代官式建筑设计施工和管理技术的北京房地产职工大学划归北京市交通委,与北京市交通学校,北京市路政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市交通运输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新增了古建筑工程专业,说明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古建工程的高等教育。研究历史和野外考察测绘并不能传承传统施工工艺,对中国古建筑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导致70年来建筑学统招院校难以教授中国建筑学和古建筑工艺学,无法培养出古建筑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众所周知我国表演专业已经开设博士学位,而古建筑工程专业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才纳入高等教育本科专业,2000年以后的一些出版物中还有人认为自己首先填补了古建工艺的空白,这些问题说明当代古建筑工程的理论和传承发展历史长时间不为公众所了解,急需梳理和宣传。习主席鼓励青年要脚踏实地、无所畏惧、攻坚克难,自觉提高站位、放大格局,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向着“中国梦”扬帆启航。因此笔者认真领会主席号召,追寻历史和行业规律介绍传统营造技艺转化为现代教育模式的过程,集腋成裘、抛砖引玉试图探索营造技艺在建筑业内部几代人的传承脉络。

本文引用了100多篇文章和著作,由于时间关系未能一一标注在此表示歉意,今后一定进一步完善。本文所有涉及政府部门的内容均引用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文章,文中引用了《旧中国北京的建筑业及工人状况》,鲁追、李和平编,《北京工运史料(一)》,工人出版社1981年8月版。2015年天津大学博士论文《北京地区清代官式建筑工匠传统研究》作者刘瑜。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前言 三有收无验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对于确保建筑工程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合格材料的使用、施工工艺的规范、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施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重点内容。只有确保这些方面的合理实施,才能有效提升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古建工程技术复杂工艺保密,长期以来在有法无释、有技无科的影响下,无法制定统一明确的施工工艺规范和验收标准,无法培养出掌握统一工艺技术的施工人员,完工的建筑经常出现质量问题却无计可施,只能接收却无法检验。

吕氏春秋上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中国《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阶段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的具体反映,对提高手工业产品质量有重要意义。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有了国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涣的年审制度和政府官员质量负责制度。春秋初,齐、晋、秦、楚等国规定:制造产品,要“取其用,不取其数。”在原材料选择、制造程序、加工方法、质量检验、检验方法等,都要按统一的标准和规定进行生产,以保证产品的“坚好便用。”首先提出用“物勒工名”质量负责制对产品质量进行检测监督的构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吕不韦,经过四年多的不懈努力,率先在秦本土实行了,国家于每年十月份由“工师效工,陈祭器……,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对各郡、县工业产品进行质量抽验的制度。同时,还将各郡县制造工业产品用的衡器、容器等,由“大工尹”统一进行年审。凡不符合标准的,不得使用,以保证产品质量。2023年6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日前对雍城遗址内的瓦窑头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建筑遗址1座,出土器物标本500余件。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春秋时期建筑材料,主要有槽形板瓦、筒瓦、半圆形瓦当等,在建筑材料表面发现大量刻划符号,数量达183件。这些刻划符号既有文字“五”“十” “又”“工”“木”“火”等,也有难于辨认的符号。这些刻划符号可能是秦国物勒工名制度的早期形态。

南京明城墙始建于1366年,竣工于1393年,历时21年。根据目前城砖上的铭文记载,南京明城墙砖的烧制来自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五十二州县共28万民工,约3.5亿块城砖。以及明军卫、所、营海司等近200个单位。除了城砖烧制的时间、州府名称之后,还有监造官、烧窑匠、制砖人、提调官的名字。在这些城砖上刻人名的用意,就是要责任到人。这样无论是监造官、提调官,还是烧窑匠、制砖人等,如此修筑城墙时一旦发现砖块质量如有问题,都会受到惩罚。城墙每修建一段后,朱元璋会让人拿着长矛,用尽力气往城墙上扎。只要枪头能扎进墙内一尺,这段城墙的负责人就会被立刻杀了。

《大明律》中有《工律》篇,这是针对工程建筑方面的专门法律,列出对非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用、造作低劣等方面,有非常具体的刑法规定。对违规者,轻者打板子、判徒刑,重者处死。明朝时特别重视修建城墙的质量,尤其是对砖的烧造,质量要求很高,要求砖敲上去音清声亮,断之无孔,并且砖上要刻有铭文,上面有制作商或工匠的名字。而砖窑一般沿江而设,便于运输,生产的砖质量上乘。明朝官府执行更严厉的责任负责制,为确保工程质量,上到监管者,下到窑场的烧砖匠,把相关人等的名字都刻在建筑材料上,以示“背书”。中间哪个环节出问题,这套监工体制就会发挥作用,谁没做好一目了然,直接责任到人。

十五世纪,江南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祝枝山在他的笔记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太祖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意思是说,明太祖朱元璋修南京城,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墙体,使其坚不可摧。城墙修造按长度分段,由专人负责。朱元璋时常到工地巡视,随便指一处,令人砸开检查。合格的墙体里都是石灰和糯米浆的纯白色,如果稍有泥土掺杂其中,便将监工、工匠全部筑进城墙。如此一来,无人敢敷衍疏忽,南京城因而修造得固若金汤。 

使用合格材料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基本前提。合格材料具备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并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规范明确的施工工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验收至关重要。施工工艺应遵循国家相关标准,确保施工过程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施工人员的素质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起着决定性作用。施工人员应获得统一规范的教材培训具备相关技能,并遵守相关规定和操作规程。在当代建工局、房管局、文物局先后为营造行业编制了相关验收规范和标准。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前言 二有技无科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哈工大建筑学院教授、梁思成学生侯幼彬先生谈到中国木构架建筑比起西方古代的石构、砖构、天然混凝土构的建筑来,整体耐久性要差得多。这就使得木构架建筑的维修、翻建、重建的频率很高。遗存至今的古建筑,特别是大数量的明清建筑,构成了庞大的维修工作量。这些建筑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在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作为旅游资源还具有极重要的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古旧建筑修缮,还是历史文物保护的角度,都离不开传统的工艺技术。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存在多久,古建维护、古建修缮工作就得伴随多久,古建工艺技术就会相应地沿用多久。如果说,随着传统乡土建筑被现代新乡土建筑所取代而终究会摆脱传统工艺技术的话,那么,基于古建筑修缮、重建所不可或缺的传统工艺技术却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建技术有它独特的持续性、延传性,有它持久的鲜活性、实用性。它形成了一个行业,也形成了一门学科。

然而,长期以来这个行业、这门学科却遇到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马炳坚先生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第二版前言”中所指出的,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而能工巧匠又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图解笔录,这就使得古建技术教育长期停留于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古建技术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在建筑史学中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种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变化: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属下的古建技术研究室成立了;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古建筑与园林传统工艺技术为主旨的学术性刊物–《古建园林技术》出刊了;为培养古建工艺技术人才而开设的大专班创办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马炳坚著)、《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刘大可编著)等一批研究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要著作也问世了。

马炳坚老师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一书再版的前言中提到,学术与技术脱节始终是我国建筑史学研究方面的老大难问题。早在60多年前,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梁思成先生就曾慨叹道,现在的建筑师“毫不曾执斧刃以施威,尤未曾动刀凿以用事,梢习长短宽狭高低薄厚而已”。由于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因而对具体的建筑技术不甚了解;而掌握着工艺技术的工匠又因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对这门知识进行图解笔录,造成千百年来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只能在工匠师徒间口传心授始终不能见于经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古建瓦石专业辟为独立分支学科创始人和奠基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大可在《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古建筑学科与许多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着两种知识结构,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院校系统和知识分子之中,另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施工现场和工匠之中。了解一种知识结构的人,很容易难倒只了解另一种知识结构的人,一些人也因此而看不起对方。应该提倡的是,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全面掌握古建知识。在《古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前言中提到,“学习古建最好的老师是实物,而实物及其核心知识构造做法是工匠创造的,因此继承了工匠所掌握的做法规矩才能算是继承了古建筑的根本。”

沙俄时期的高等教育受法国模式影响最大。以建筑院校为例,俄国最早的欧化建筑教育始于18世纪20年代,当时彼得大帝为兴建俄国圣彼得堡从法国聘请来一批建筑师和工匠,在其指导下培养出俄国第一批欧化的新型建筑师。而沙俄时期的第一所建筑院校–帝国美术学院则于1757年正式成立。和法国一样,这一学校除传授计算、制图等技艺外,也兼重各门类的艺术训练如雕塑、绘画等。古典主义绘画尤其重要,是核心课程之一。而且,在建筑史课程之外,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典建筑的设计原则,以求应用于课程设计中。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可谓是一段跨越东西方文化、融合各种教育模式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深受到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影响,更受到了美国教育的深刻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所倡导的博雅教育模式。

美国博雅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广博的知识领域和全面的知识素养。这种模式下,大学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地方。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之下会分立若干学院,每个学院下设有多个系,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学生需要完成四年的学习,采取学分制,并可以选修大量的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和深化专业研究。

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在高等教育方面效仿美国模式。因此,在梅贻琦主校的时代,通识教育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认为,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准备,更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更需要的是通才,而非仅仅是专家。这一时期的清华,无疑是美国教育先进性的最佳代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向学习苏联的模式。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博雅教育模式在中国留下的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与西方国家建筑系创办者多为工程师自身掌握工艺并且主要以传授技能为主不同,营造学社身处乱世无法破解古建行业为自保长期形成的技术壁垒,学社的先贤在创办营建系和建筑系时因不掌握营造行业主要工艺,无法开设与之相关的学科和课程,成为终身遗憾。只能以考古学的方式和方法研究传统建筑始终难以窥其门径。导致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研究系统很长时间依然停留在营造学社的研究阶段。以至于出现了统招院校培养的设计人员只能承担测绘和资料员工作无法指导施工的情况。

在1970年天字一号工程天安门重建项目中,周总理亲自主持,该项目云集全市最优秀建筑业精英。马炳坚在《补齐这段被遗漏的历史—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中提到“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龄较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纪较轻,大概30岁,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孙永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说到:“在做施工图的时候建筑专业设计师头痛了,测绘图只能表示出外观和组合,按照他们所学的现代建筑知识绘图怎么样才能保证新建的城楼恢复原貌呢?几十年多年过去了,当年曾参与设计和施工的几位知情者,科班建筑学专业毕业的设计师郑思斌、孙任先等人至今还记得,一切都装在施工指挥部设计组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脑子里。孙永林只需要了解整个城楼木结构的开间:九开间。九开间里最中间的一间最大,然后依次稍渐小下去。知道了这个,其他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作为政治任务,当时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图纸不许拿出屋子。孙永林整个画天安门的施工尺寸图,就画出来三根木杆,古建筑业的行话叫丈杆,三根丈杆相当于三张施工图纸。令建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们既暗暗称奇、又佩服不已的这三根丈杆,一根管面宽,一根管进深,还有一根是柱高丈杆。面宽丈杆上,一个格子,就是一条椽子的间距,格子只有双数没有单数,也就是说架屋的椽子只有双数,否则建筑物会失去平衡。柱高丈杆上,标着挑檐、半檐和方子口。进深丈杆的格子上,标注着小檐、檐柱、梁架、屋脊。天安门所有的尺寸都在这些丈杆上,工人们需要用尺寸,就来照着丈杆描下来去做。”

这种现象说明传统匠人的技术在当时并未形成建筑学的一门学科,1970年最好的设计单位和最优秀的设计师依然无法绘制传统官式建筑的施工图,培养这些设计师的建筑学校也缺乏培养古建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的能力。

要想做好“修文物”这件事,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和理念:第一条腿,艺术史,是要对于历史和人文艺术有所理解,这是兴趣和爱好的出发点;第二条腿,科学,是要掌握修复的技巧、文物的结构和工程原理,这是理解文物的必备知识;第三条腿,工艺,是要具备和掌握娴熟的文物修理技能,这需要保持长期专注并积累相关的修复经验,这也是能否把文物修好的基础条件。匠人掌握工艺技术却无法形成学科,统招院校完全依靠没有从业经历的学者,无法开设与工艺相关的学科,在中国建筑领域将建筑系从应用型的学科变为研究型学科,使得培养出的人才三条腿缺一条。

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工艺美术小组抢救景泰蓝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梁林两位先生对于抢救传承传统工艺的不懈努力。1940年代,由于战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原因,景泰蓝制作技艺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林徽因不禁为景泰蓝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组,抢救景泰蓝。想要为景泰蓝设计出合适的图案,就要先了解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林徽因带领组员们,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来全面了解景泰蓝的材料性质、制作工艺后,林徽因提出了景泰蓝图样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景泰蓝很快“起死回生”。1952年,我国首次承办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礼品中就包含林徽因和工艺美术组同仁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大盘、烟具等。这些事迹说明如果掌握传统建筑工艺,梁林二位先生一定会将其建立学科,纳入营建系的教学内容中加以抢救。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党和国家的规划和支持,制度的保障和劳动人民地位和觉悟的提高,就不会出现在同一时期大规模的营造技艺传承。这种重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拥有大批传统工匠的施工领域,导致并不雇佣传统工匠的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系统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直至2021年依然存在传统营造技艺无法进入统招院校建筑学科的情况。有法无释使得传统建筑工艺和技术无法建立学科,虽然中国建筑学受到礼制、地域、文化、经济、信仰、资源等因素影响,但是最核心的影响还是工艺,在不了解传统工艺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建筑学无法下笔。以至于王其亨教授表示“到今天你们读的中国建筑史的教科书,里面仍然没有设计!在世界建筑史当中,中国建筑隐含的设计理念,方法、价值观完全是空白。”王澍教授表示“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教中国建筑学”。就好比西方导演即使熟读历史,掌握剧本和分镜头脚本及专业的拍摄方式,但是京剧的表演不依靠剧本和脚本,不懂京剧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无法指导京剧的表演,有技无科使得建筑系能够培养出导演却无法指导演出。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前言 一有法无释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近代对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始于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之初,社长朱启钤先生就告知同仁要“以匠为师,沟通儒匠”。当年朱先生还特别邀请营造世家兴隆木厂的主柜马辉堂、琉璃厂厂主赵学仿等匠师加入营造学社。但这两位地位很高已经是几代传承的企业主,马辉堂和赵学仿早已脱离实际操作,只负责高级匠人和配料秘方管理及维护和开发客户、投资决策、行会管理等工作。20世纪30年代梁先生在营造学社中组织带领青年学生以故宫建筑为标本,以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对照,对古建筑进行测绘与建筑实物相互印证。在这当中发现很多建筑实物测绘与《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做法比例出入很大,并且听说行内木作掌作师傅们都有自己掌握的一套匠人做法,于是就虚心向这些掌作师傅们请教。那时手艺行内有个说法,叫做“学来的本事吃饭的碗”,养家糊口依仗的是手艺,师徒如父子学艺不卖艺,徒弟学会师傅的技艺要给师傅养老送终,自己所会的技艺是不会轻易教给别人的。梁先生不了解这些,所以在请教询问中总是遇到所答非所问,甚至根本就不告诉你。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跟梁先生说:“给你讲要想听真的就得花钱买,一个大洋说一条。”虽然只是个玩笑,梁先生却很是认真,真就拿出钱来认真地请教询问。如此一来开玩笑的人很是不好意思地告诉梁先生:“我说的只是个玩笑,如果当真拿您的钱给您讲了行里木作的做法规矩,便成了学艺卖艺的人,今后在行内便会被人看不起无法混饭了。您如此真诚认真不耻下问,不如按照行内规矩找个托保人引荐拜师顺理成章地讨教。”于是梁先生经人引荐,拜当时德祥木厂掌作师傅杨文起为师。

虽然梁思成为了学习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拜了曾经的故宫木匠杨文起、路鉴堂、彩画匠祖鹤洲等人为师,以古建筑为教材和标本,学习那些令人费解的术语,但是梁思成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言中说到,至于做法一层,大概都在木匠师傅教徒弟的时候互相传教,用不着笔墨,所以关于做法的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即使偶有以做法命名的,也都是算法而不是做法。王世襄在《清代匠作则例》的序言中说到,匠作则例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我们最希望知道的操作程序,制造经验,整体及构件的式样等等,偏偏是一般匠作则例所缺少的。整个营造学社都在寻找关于古建筑工艺技术的文献,始终没有发现。在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年会上,故宫博物院单士元特别谈到:“研究古建筑,不将古建筑工艺技术的研究课题包括在内,则理论似趋于空,也不能反映祖国建筑科学的整体性。我们说对历史与理论研究是重要的,对古建工艺技术做一专题研究同样是重要的。一定的建筑艺术形式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表现出来,如果只研究建筑艺术造型,而不研究相应的古建工艺技术,将是不全面的。”马炳坚老师在文章中提到,我国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整理工作,总的说来是做得很不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六年来,这样的正式出版物仅有两三份。一份是由文化部文物保护研究所杜仙洲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另一本就是《清式大木作操作工艺》(1985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古建园林技术》杂志自从1983年底创办以来,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方面的专题文章,但尚未发表全面系统的专著。除去上述两本正式出版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内部编印的操作规程、做法讲义、古建定额,在各有关单位内部流行。

对于营造则例的解释始终停留在描述构件所在位置和名词解释的阶段,对工艺做法进行解释内容的很少。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古建传统工艺技术长期处于只有做法名称没有相关文献对工艺进行解释的状态。

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前言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超过70年的光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营造行业,即我们如今所称的建筑业,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这个行业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紧密相连,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在传统时代,营造行业是一种典型的手工业,传统手工业技艺的传承方式和现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建筑行业学习方式有很大区别。中国传统营造技艺对内为口传心授,对外秘不外传。各匠作之间互相保密,师徒门第、行业组织、家族和商业利益互相交织,传统工匠私相授受,不为外人道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存在着一些遗憾,比如有法无释、有技无科、有收无验、关防无术,这些都限制了技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领导下,营造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弥补了这些遗憾,还使中国的营造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进步的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涉及的范围广泛,跨度很大,涵盖了从国家机关到地方企业的多个层面。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值得被记录在中国建筑行业的史册中,以供后人研究和借鉴。

本文所引用的关于国家机关的内容,均来源于已经出版或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例如,2006年第3期《党史博览》中王凡发表的《中南海里的工程师》,以及2023年6月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祁峰编制的《中央国家机关房地产管理源流述略》。同时,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的《北京志建筑志》、《北京志房地产志》以及《北京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志》等资料,也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对于1949年之前的相关内容,则参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制的《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和《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通过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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