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企业管理受到严重冲击，取消了合同承包制，废除了甲乙双方对施工工程的经济责任，代之实行的是建安工程经常费管理办法。同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发出《关于建工部直属施工队伍经常费用开支暂行办法》的复文，自1967年开始试行。根据这一规定，建工部直属施工队伍所属的工资和管理费不再从工程收入中提取，改由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内直接拨付，工程材料费实报实销，建筑业经济核算制由此废除。之后，北京市施工企业亦陆续试行，由此形成了“不讲管理、不计成本、只管施工、不管核算”，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同年，市建工局编制的《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定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付印成册的定额本，尚未颁发即自行废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8月16日起至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闭馆，在此期间，古建修缮停顿，导致建筑失修失养。1972年起，修缮工程逐步恢复，到1973年，仅有5项维修保养工程。
1968年园林局被撤销，工程队先后划归市政工程局、建设局和公用局领导。1969年至1971年，原园林局工程队在古建筑方面主要整修了颐和园清华轩、卧佛寺大殿、北海公园长廊油饰等。
马炳坚在《补齐这段被遗漏的历史——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中提到
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
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龄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纪较轻，大概30岁，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
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
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
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
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天安门城楼是宫殿式重檐歇山建筑，结构十分复杂，下层檐和上层檐分别安置五踩和七踩斗栱。
据粗略统计，整座城楼，共有各类柱子132根（其中落地柱60根，童柱24根，瓜柱48根），各种梁（包括桃尖梁、接尾梁、天花梁、五架梁、三架梁、单步梁、双步梁、随梁等）112根，各种檩（包括正心檩、挑檐檩、金檩、脊檩等）160余根，各种枋（包括额枋、承椽枋、天花枋、随檩枋等）180余根，各类斗栱138攒，椽子、望板等构件数不胜数，所用木材（原木）将近40000立方米，集中了当时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一百多个木匠，采取半机械半手工的手段，干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
孙永林回忆时说到，光拆除天安门城楼工作，就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么大的一个木结构城楼，拆下来数不清的构件木料，堆满了天安门后面和端门大院，拆下来的斗栱、檩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更神奇的是，不管是多大的木结构中，都没有一根钉子，完全是靠榫卯组合起来。而且，想要把拆卸的木料重新组合成原样，就必须按顺序方向、上下各方面的次序组合，差之毫厘，就会前功尽弃。做测绘图的建筑专业技术员头痛了：测绘图只能表示出外观和组合，但是真正的卯榫结构断面乘差是怎么回事儿呢？按照他们所学的现代建筑知识绘图怎么样才能保证新建的城楼恢复原貌呢？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曾参与绘图测绘和施工的几位知情者，科班建筑学专业毕业的设计师郑思斌、孙任先等人至今还记得，一切，都装在施工指挥部设计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脑子里。孙永林只需要了解整个城楼木结构的开间：九开间。九开间里最中间的一间最大，然后依次稍渐小下去。知道了这个，其他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作为政治任务，当时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图纸不许拿出屋子。孙永林整个画天安门的施工尺寸图，就画出来三根木杆，古建筑业的行话叫丈杆，三根丈杆相当于三张施工图纸。令建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们既暗暗称奇、又佩服不已的这三根丈杆，一根管面宽，一根管进深，还有一根是柱高丈杆。面宽丈杆上，一个格子，就是一条椽子的间距，格子只有双数没有单数，也就是说架屋的椽子只有双数，否则建筑物会失去平衡。柱高丈杆上，标着挑檐、半檐和方子口。进深丈杆的格子上，标注着小檐、檐柱、三角梁、屋脊。天安门所有的尺寸都在这些丈杆上，工人们需要用尺寸，就来照着丈杆描下来去做。
1960年1月，北京市公私合营建筑工程公司改名为北京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
1962年7月20日，北京建工局决定，将第七建筑公司并入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1967年1月，五建公司划归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领导。
1969年1月，五建公司又从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划出，回归北京市建设局领导。
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5日，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用100天的时间参与了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
1969年北京市园林局修建工程处选派刘玉明带领油工班，冯义带领画工班的部分油、画作匠师支援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参加天安门重建工程油饰彩画施工。
1969年11月16日，北京市革委会印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1356期中题为《北京基建单位不搞成本核算、浪费十分惊人、工程年年亏损》的文章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讨论。文章说：北京市基本建设的一些单位在运动中批判了“利润挂帅”以后，取消了经济核算。1967年亏损850万元，1968年亏损650万元，两年就把建工局系统历年积余的11100万元资金全部吃掉还不够，1969年仍继续亏损，以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1970年春，市革委会决定，由市建设局组织编制1970年《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并经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批准执行。至此，北京市废除了“经常费的作法，全面恢复了按工程定额编制工程预算确定工程造价的方式。这套定额一直执行到1977年，是历年定额执行期最长的。
1971年，北京市第一房屋修缮工程公司负责修缮的中央级房屋726.95万平方米。全年房租收入415万元，中央财政补贴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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