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门弄斧到关防有术 第一章顶层设计(四)

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1952年初,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政务院决定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总建筑处。总建筑处由军委总后勤部营管部部长宋裕和任主任,中直修办处主任范离任副主任,下设直属设计院和直属工程公司两个单位。设计院为中直修办处设计室扩充而成,其后发展为中央建筑工程部设计院。

在1952年春,为了急需修缮景山后雁楼工程,决定由文物局、文整会、故宫博物院抽出技术、财会、采购、定额预算人员组成自营施工小组,开创了故宫古建筑大修工程,从发包改为自营的先河。接着,体仁阁的大修工程、皇极殿工程,均由文整会设计,故宫工程队施工,解决了故宫古建筑修缮中的施工力量问题。

同时,1951年至1952 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使得私营营造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一些营造厂商因为承包工程中产生的问题被勒令停业整顿。1952年9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提请保留私营营造厂180家,裁撤153户营造厂商(其中营造厂135户,瓦木作18户,北京市私营营造厂商的数量锐减了46%。而此时正处建国初期,很多单位都在进行建设活动,未关门的营造厂商的修建任务自然繁重起来。

1952年4月28日,中直修办处的建制正式宣告撤销,所的施工建制并入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公司由中直修办处和中央各单位所属在京一些建筑单位如中国民用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建筑公司、中南建筑公司、军委总后勤部直属工程处等14个建筑单位合并组成,由彭则放、许东、董文兴、陈秉辛等负责筹备组建。

1952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合并,成立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

1952年,为合理保养房屋和制定修缮计划,以整体房屋为标准,将公房分为五类,作为确定修缮工程和修缮范围标准:甲类,新中国建立后建设的正规性建筑和永久性建筑;乙类,新中国建立前所建并未毁坏者;丙类,一般房屋健康正常可保安全者;丁类,必须挑顶、拆砌等方能保证安全者;戊类,应拆除另建者。年底,直管公房12.3万间,建筑面积174.58万平方米,其中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收租并负责修缮管理的161.53万平方米,不收租自住自修的13.05万平方米。当年修缮房屋62774.5间,修缮投资268.5万元,修缮间数占收租间数的57.12%,修缮费占租金收入的57.2%。

1952年9月,文整会为故宫清史馆大库工程进行招标工作,起初委托北京市建筑公司承办,对方因任务过多,不能接受委托,因此只得进行招商比价。但“电话通知私营营造厂十余家,都以他处工程尚未完工,达到建设局规定承办范围,不能再接受新工程,最后找宝恒尚能接受。”最终文整会与宝恒营造厂达成协议,签订工程合同。

1952年9月,故宫院内机构也再次进行调整,撤销办公处成立行政处,原工程组改称工程科,归行政处领导。工程科内增加专门负责古建修缮设计、绘图、施工管理人员。工程科科长为转业营长赵善鸣,工程师为于倬云,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人员有蒋博光、傅连兴、张甥同、赵辉、冯夷修、李芝云、葛效先、李凤吉、杨勇德、刘兆德、白金贵、傅馨久、胜德利、刘志光。工程组雇佣的临时工数量也达到300余人,工种包括瓦工、木工、油漆工、彩画工、扎架工、石工、大锯工、壮工。这时的修缮施工队伍,既有工程科的有力领导,又有一定数量的施工管理人员,而主要技术工种也已齐全配套,这就为建立正式的修缮施工队伍创造了条件。

1952年,为排除天安门城楼因年久失修造成的安全隐患,国家决定对天安门进行大修。为集中古建力量,搞好这次大修,当时市政府有关领导指示北京市建筑公司组织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专门成立了北京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工程部第三工程处(人们习惯称它为“古建三处”)。其基本队伍为专营古建筑的公私合营永茂建筑公司。之后,为扩充技术力量,又从全市各工会招收了600-800名技术工人,组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古建修缮队伍。这就是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的前身。

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担负起了北京文物古建筑的修建任务。天安门大修工程以后,又先后进驻雍和宫、故宫、中南海、太庙、白云观、颐和园、北海、广济寺、白塔寺、潭柘寺、香山八大处、孔庙、国子监等古建筑群。这支队伍归入二公司后,继续对北京市文物古建筑进行修建,这期间所搞的最为有名的工程即:天安门城楼拆除重建和天坛祈年殿的落架大修工程。

1952年的天安门修缮中,有五位工匠承头,分别为木工张兰亭、瓦工吴耀庭、石工卢连生、油画工张世杰、张世林。

房修二公司木作方面,则有王德宸、孙永林、郭书考、于春贵等。培养出如马炳坚、郑彦章、万永海、张三来、汤崇平等木作方面的著名匠师。王德宸在建国初期加入古建行业,跟随著名大木匠师张兰亭学习,参加过中央党校牌楼修建工作及香山等处工程,作为技术骨干之一参与 1969年至1970年的天安门大修工程。马炳坚、郑彦章均从王德宸学习大木作。孙永林早年曾随其父学习大木工程,曾入天顺木厂学徒,建国后进入古建处工作。

房修二公司老一代瓦作匠师有尤贵友、孟有信、徐学勤、孙占山、关双来、关双全等。尤贵友,1929年生,1945年在公兴顺木厂学徒,50年代初到北京市建筑公司工作;孟有信1921年生,外曾祖父陈亮与外祖父陈文俊均在前清参与过皇家工程,孟有信14岁时拜史常聚为师,1951年加入永茂建筑公司;孙占山,1928 年生人,14岁时开始在祥利营造厂学徒,1950年参加永茂建筑公司。此外还有关双来、关双全、徐学勤等著名瓦作的匠师。彩画作方面,有李紫峰、李巨贤、郑书本、陈仓、李振云、周福等老一代画师。

自1949年至1953年,房屋管理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接管、没收、租买、新建),先后给驻京各级政府机关等解决了大部分的用房问题,使用面积共800多万平方米。修缮费每间每月按7元标准开支,修缮任务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机关修缮工程队承担。

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是承担北京市古建筑修缮的另一支技术力量。建国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公园和风景区进行较大修缮与建设。为了统一的有计划的进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较大的修建工程,经北京市人事局批准,于1952年底在西郊公园挖河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工程队”,承担公园管理委员会所属单位的基本建设和属于基建的修建工程。时工程队下设工务组、材料机具组、总务组、财务组、人事组,有工人129名。

1952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旨在为全国各地培养古建筑修缮人才。此后,分别在1954年、1964年和1980年举办了第二至四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杜仙洲先生在培训班中承担了教学和教务工作。根据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张家泰、杨宝顺、杨焕成回忆,杜仙洲先生同罗哲文先生、李昭先生一同在第三期培训班中担任副班主任,并和罗先生一同负责教务工作。杜仙洲先生主要负责“木结构建筑基本名词术语”“中国木结构建筑构造”“宋式与清式建筑结构主要名词对照表”“明十三陵介绍”等课程。在课程讲授中,杜先生编写的建筑结构部分,不仅在上、下篇中分别讲述了‘宋代的法式制度’与‘清代的法式制度’,而且为说明宋、清重要结构的不同,还设计了‘宋、清斗拱比例对照表’等13项对照表和权衡尺寸表,为学员学习与运用提供了便利。

1953年1月19日,为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市城市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为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属的行政机关,掌握北京市房屋建筑行业的政策法令和统一工作制度,领导所属企业和附属单位承担北京市的建筑任务。同年3月1日起,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和北京市建筑公司合并,组成北京市建筑工程局。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由公营永茂建筑公司的一部分和新生建筑工程公司等单位合并为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处之后,又与中央财经委员会总建筑处直属工程公司的4个工地合并,于1953年1月组建而成,隶属于北京市建筑工程局。1953年公司成立时,公司机关设有:办公室、干部科、保卫科、财务科、工具科、劳动工资科、计划科、运输科、生产技术科、材料科、古建科、预算合同科、监察科、宣传科、组织科等15个职能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其中古建科延续北京市建筑公司第三工程处的古建修缮工作。

1953年初,故宫博物院成立古建队,开始承担古建修缮工程任务,当年对皇极殿、宁寿宫、隆宗门、体仁阁、乐寿堂、养心殿等修缮、油饰。自此除重点修缮工程外,每年有计划地进行屋顶养护,除草清垄,查补堵漏,局部挖补,更砖换瓦,检修构架,油饰柱木,修补门窗等保养工作。

为了稳定施工队伍,经文化部正式批准,故宫博物院于1953年1月27日成立工程队由于编制所限,不可能将大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因此,首先将一批临时工(约70人)改改为合同工,使他们能够长期留在故宫。这样就改变了冬季施工淡季时,将临时工解雇,而春季恢复施工时,再将临时工招雇回来的办法,而是利用冬季施工淡季,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工人进行培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进行备料、砍砖等工作,为来年的施工做好准备。

单士元先生提出的这个重要措施,为故宫的古建修缮工作留下了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摆脱了以往大规模修缮必须依靠营造厂商的限制。而这只施工队伍也能够以故宫博物院为依托,有大规模不间断的修缮工程保证技术的稳定传承,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自营工程比过去私营厂商承包所作的工程,在质量上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与提高。工程队作为一支保护维修故宫建筑的专业队伍,本身也是文物工作者,处在文物保护重要位置和特定环境中,不断接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则和知识教育,普遍具有较强的文物意识,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负贵,认真投入本职工作。此外,同私营厂家另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自营、自作的工程,不以盈利为目的,是千方百计,调动积极因素,为保质、保量、保安全,超额完成任务而努力工作。

张德才的父亲张连卿,是上世纪50年代的故宫“十老”之一,在鼓楼东大街上的文翰斋佛像铺出徒,后来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裱糊匠。清末民初,社会上没有彩画铺,彩画匠都出自油漆局和佛像铺。1953年,在单士元广纳古建贤才之时,张连卿带着儿子德恒和德才,一起来到故宫稳定下来。刚来的8年里,张德才跟着父亲画了几百张彩画小样,这也是单士元的提议:一个个大殿走遍,把彩画拓下来,然后缩小复制成“小样”保存,为有朝一日的彩画修缮提供原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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