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营造行业传承史简介
哈工大建筑学院教授、梁思成学生侯幼彬先生谈到中国木构架建筑比起西方古代的石构、砖构、天然混凝土构的建筑来，整体耐久性要差得多。这就使得木构架建筑的维修、翻建、重建的频率很高。遗存至今的古建筑，特别是大数量的明清建筑，构成了庞大的维修工作量。这些建筑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在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作为旅游资源还具有极重要的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古旧建筑修缮，还是历史文物保护的角度，都离不开传统的工艺技术。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存在多久，古建维护、古建修缮工作就得伴随多久，古建工艺技术就会相应地沿用多久。如果说，随着传统乡土建筑被现代新乡土建筑所取代而终究会摆脱传统工艺技术的话，那么，基于古建筑修缮、重建所不可或缺的传统工艺技术却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建技术有它独特的持续性、延传性，有它持久的鲜活性、实用性。它形成了一个行业，也形成了一门学科。
然而，长期以来这个行业、这门学科却遇到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马炳坚先生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第二版前言”中所指出的，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而能工巧匠又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图解笔录，这就使得古建技术教育长期停留于师徒口传心授的方式；古建技术方面的研究和著述，在建筑史学中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种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变化：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属下的古建技术研究室成立了；以研究、继承和发扬古建筑与园林传统工艺技术为主旨的学术性刊物–《古建园林技术》出刊了；为培养古建工艺技术人才而开设的大专班创办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马炳坚著）、《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刘大可编著）等一批研究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要著作也问世了。
马炳坚老师在《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一书再版的前言中提到，学术与技术脱节始终是我国建筑史学研究方面的老大难问题。早在60多年前，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梁思成先生就曾慨叹道，现在的建筑师“毫不曾执斧刃以施威，尤未曾动刀凿以用事，梢习长短宽狭高低薄厚而已”。由于历来的学者文人“不以刀凿为攻”，“难通绳墨之诀”，因而对具体的建筑技术不甚了解；而掌握着工艺技术的工匠又因缺乏文化知识，不能对这门知识进行图解笔录，造成千百年来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只能在工匠师徒间口传心授始终不能见于经传。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古建瓦石专业辟为独立分支学科创始人和奠基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大可在《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古建筑学科与许多自然科学一样，存在着两种知识结构，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院校系统和知识分子之中，另一种知识结构主要存在于施工现场和工匠之中。了解一种知识结构的人，很容易难倒只了解另一种知识结构的人，一些人也因此而看不起对方。应该提倡的是，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全面掌握古建知识。在《古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前言中提到，“学习古建最好的老师是实物，而实物及其核心知识构造做法是工匠创造的，因此继承了工匠所掌握的做法规矩才能算是继承了古建筑的根本。”
沙俄时期的高等教育受法国模式影响最大。以建筑院校为例，俄国最早的欧化建筑教育始于18世纪20年代，当时彼得大帝为兴建俄国圣彼得堡从法国聘请来一批建筑师和工匠，在其指导下培养出俄国第一批欧化的新型建筑师。而沙俄时期的第一所建筑院校–帝国美术学院则于1757年正式成立。和法国一样，这一学校除传授计算、制图等技艺外，也兼重各门类的艺术训练如雕塑、绘画等。古典主义绘画尤其重要，是核心课程之一。而且，在建筑史课程之外，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典建筑的设计原则，以求应用于课程设计中。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
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可谓是一段跨越东西方文化、融合各种教育模式的历程。在这一时期，中国不仅深受到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影响，更受到了美国教育的深刻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所倡导的博雅教育模式。
美国博雅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广博的知识领域和全面的知识素养。这种模式下，大学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地方。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之下会分立若干学院，每个学院下设有多个系，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学生需要完成四年的学习，采取学分制，并可以选修大量的课程，以拓宽知识面和深化专业研究。
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教育部明确表示要在高等教育方面效仿美国模式。因此，在梅贻琦主校的时代，通识教育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认为，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活准备，更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更需要的是通才，而非仅仅是专家。这一时期的清华，无疑是美国教育先进性的最佳代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被淡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转向学习苏联的模式。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博雅教育模式在中国留下的深远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与西方国家建筑系创办者多为工程师自身掌握工艺并且主要以传授技能为主不同，营造学社身处乱世无法破解古建行业为自保长期形成的技术壁垒，学社的先贤在创办营建系和建筑系时因不掌握营造行业主要工艺，无法开设与之相关的学科和课程，成为终身遗憾。只能以考古学的方式和方法研究传统建筑始终难以窥其门径。导致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研究系统很长时间依然停留在营造学社的研究阶段。以至于出现了统招院校培养的设计人员只能承担测绘和资料员工作无法指导施工的情况。
在1970年天字一号工程天安门重建项目中，周总理亲自主持，该项目云集全市最优秀建筑业精英。马炳坚在《补齐这段被遗漏的历史—1969～1970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报导补遗》中提到“1968年春天，领导突然调我去“紥小样”。带领我们去“紥小样”的是我的师傅，当时的木工班副班长王德宸先生，还有同班组的吴正华、陈蕴几位老师傅。“紥小样”是在建造大型的或复杂的木构建筑之前，先将该建筑按照一定比例缩小做成的模型。这个模型除按比例缩小之外，它的构造、做法、节点、榫卯、比例关系等等，要与所建造的建筑完全一样。目的是为预先熟悉构造，演练技术，发现问题，攻克难关，为建造正式的建筑做技术准备。这是古建筑木作行业传承了千百年的规矩。紥小样在端门西朝房进行，一共有六七个师傅参与这项工作，由王德宸师傅负责。与紥小样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天安门木结构考察小组，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三位工程师组成，（记得一位叫张浩，年龄较大约50岁，一位叫关慧英，年纪较轻，大概30岁，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叫孙任先）。他们三位负责天安门城楼构架的测绘，主要为弄清它的构造和构件的尺寸，为木构架的预制加工做准备，同时也为“紥小样”提供实物依据。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古建处的郭书考老师傅（天安门木构制作、安装的主要技术骨干之一），还有孙永林（当时是木工工长）、张兆骧等人。天安门城楼木构件的制作是由当时北京市房管局下属的房修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承担。这两个公司，尤其是房修二公司在建国以后一直承担着北京市的古建筑修建任务，工人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木构架的安装（包括其他配套设施的安装）则主要由当时的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承担。当时的大木构件制作，是在北京市房管局的青年路仓库（木材加工厂）和百子湾仓库两个大型木材加工厂进行的。木构件制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即“掌案”）有王德宸、于春桂、张树桐、郑彦章等技术骨干。城楼木结构的制作经历了排丈杆（丈杆的作用相当于施工详图）、木构件的初步加工（由毛料加工成需要的规格材）、大木画线、制作榫卯等全过程。”
孙永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说到：“在做施工图的时候建筑专业设计师头痛了，测绘图只能表示出外观和组合，按照他们所学的现代建筑知识绘图怎么样才能保证新建的城楼恢复原貌呢？几十年多年过去了，当年曾参与设计和施工的几位知情者，科班建筑学专业毕业的设计师郑思斌、孙任先等人至今还记得，一切都装在施工指挥部设计组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脑子里。孙永林只需要了解整个城楼木结构的开间：九开间。九开间里最中间的一间最大，然后依次稍渐小下去。知道了这个，其他的一切都有一定之规。作为政治任务，当时的一切都要严格保密，图纸不许拿出屋子。孙永林整个画天安门的施工尺寸图，就画出来三根木杆，古建筑业的行话叫丈杆，三根丈杆相当于三张施工图纸。令建筑专业毕业的工程师们既暗暗称奇、又佩服不已的这三根丈杆，一根管面宽，一根管进深，还有一根是柱高丈杆。面宽丈杆上，一个格子，就是一条椽子的间距，格子只有双数没有单数，也就是说架屋的椽子只有双数，否则建筑物会失去平衡。柱高丈杆上，标着挑檐、半檐和方子口。进深丈杆的格子上，标注着小檐、檐柱、梁架、屋脊。天安门所有的尺寸都在这些丈杆上，工人们需要用尺寸，就来照着丈杆描下来去做。”
这种现象说明传统匠人的技术在当时并未形成建筑学的一门学科，1970年最好的设计单位和最优秀的设计师依然无法绘制传统官式建筑的施工图，培养这些设计师的建筑学校也缺乏培养古建施工图设计和施工管理人员的能力。
要想做好“修文物”这件事，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和理念：第一条腿，艺术史，是要对于历史和人文艺术有所理解，这是兴趣和爱好的出发点；第二条腿，科学，是要掌握修复的技巧、文物的结构和工程原理，这是理解文物的必备知识；第三条腿，工艺，是要具备和掌握娴熟的文物修理技能，这需要保持长期专注并积累相关的修复经验，这也是能否把文物修好的基础条件。匠人掌握工艺技术却无法形成学科，统招院校完全依靠没有从业经历的学者，无法开设与工艺相关的学科，在中国建筑领域将建筑系从应用型的学科变为研究型学科，使得培养出的人才三条腿缺一条。
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工艺美术小组抢救景泰蓝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梁林两位先生对于抢救传承传统工艺的不懈努力。1940年代，由于战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原因，景泰蓝制作技艺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林徽因不禁为景泰蓝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组，抢救景泰蓝。想要为景泰蓝设计出合适的图案，就要先了解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林徽因带领组员们，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来全面了解景泰蓝的材料性质、制作工艺后，林徽因提出了景泰蓝图样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景泰蓝很快“起死回生”。1952年，我国首次承办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会议礼品中就包含林徽因和工艺美术组同仁们设计的景泰蓝台灯、大盘、烟具等。这些事迹说明如果掌握传统建筑工艺，梁林二位先生一定会将其建立学科，纳入营建系的教学内容中加以抢救。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党和国家的规划和支持，制度的保障和劳动人民地位和觉悟的提高，就不会出现在同一时期大规模的营造技艺传承。这种重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拥有大批传统工匠的施工领域，导致并不雇佣传统工匠的建筑设计和统招的建筑教育系统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直至2021年依然存在传统营造技艺无法进入统招院校建筑学科的情况。有法无释使得传统建筑工艺和技术无法建立学科，虽然中国建筑学受到礼制、地域、文化、经济、信仰、资源等因素影响，但是最核心的影响还是工艺，在不了解传统工艺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建筑学无法下笔。以至于王其亨教授表示“到今天你们读的中国建筑史的教科书，里面仍然没有设计！在世界建筑史当中，中国建筑隐含的设计理念，方法、价值观完全是空白。”王澍教授表示“中国所有的大学都不教中国建筑学”。就好比西方导演即使熟读历史，掌握剧本和分镜头脚本及专业的拍摄方式，但是京剧的表演不依靠剧本和脚本，不懂京剧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无法指导京剧的表演，有技无科使得建筑系能够培养出导演却无法指导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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